韩强强 | 明清山西的冬灌

明清山西的冬灌

■作者简介

韩强强

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山西水利史、农业史、环境史。

■提要

明清山西人多地少，干旱频仍，尤其春旱频发。为防止干旱，大兴农田灌溉工程，冬灌随之增多。但冬灌的发展并不顺利，水资源相对短缺，引发人们对灌溉用水的争夺，且灌溉用水与其他用水之间亦矛盾重重。迭至近当代，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传统冬灌水利最终被现代水利工程取代。传统冬灌水利系统虽已不存，但仍可为农田水利设施和现代化灌区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明清；山西；冬灌；水利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6年第3辑，第43-52页，注释从略。

冬灌是指小麦越冬期间的灌溉和冬闲地的蓄水灌溉，旨在满足小麦需水、防止春季干旱、保证来年春播。一般起自头年农历十月初，终于次年农历二月底；或起自头年小雪，终于次年清明。冬灌在中国出现较早，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与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对此均有明确记载。明清时期，冬灌在中国南北各地已较为常见，被认为是彼时灌溉技术深入发展的表现之一。学界已对各地的冬灌史实开展初步研究，《中国水利史》等水利史著，均对清代山西汾河中游冬埝灌溉事业有所论述。但明清山西的冬灌史实远比已有论述更为丰富。

作为中国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山西有着悠久的农田水利发展史。明清山西汾河中下游流域均曾有冬灌之事，学界对此已有揭示。但无论立足全国抑或区域，在已有论述中，冬灌仅被当作孤立存在的技术现象，而非一种农田水利发展的新动向，更未被置于整个农田水利发展史的脉络中，进行历时性观察与共时性比较，其在农田水利史上所处的地位亦尚未被确定。其实，冬灌并非单纯的农田灌溉水利技术或现象，而是复杂的人地关系与人水关系变动中的重要一环，冬灌的增多意味着农田灌溉水利甚至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广度、深度、强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本研究着眼于典型区域，试图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全面梳理明清山西冬灌的发展脉络，在比较的基础上明确冬灌在农田水利史上的地位，以期推动农田水利史、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化，并为“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现代化灌区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冬灌水利工程的增多

山西地处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全省饱受干旱之苦，故农田水利建设主要围绕着灌溉进行。山西气候、水文虽素有“十年九旱”之特点，但明清以前，水资源无论在类型还是总量上均较明清为多。就旱灾记录而言，先秦秦汉35次、魏晋南北朝63次、隋唐五代42次、宋元152次、明代248次，清代229次，明清两代旱灾记录陡然增多。与水资源紧缺和旱灾频仍相同步的，是灌溉工程的大力兴建。从工程项数来看，汉代4项、隋唐35项、北宋25项、元代29项，迭至明清突然跃升至253项。冀朝鼎认为明清山西之所以出现数量冠绝全国的私人水利工程，是因为商业的高度发展。众所周知，明清山西商业的高度发展与人口压力密切相关。实际上，从秦汉到元代，山西人口发展总体上呈减少而非增多趋势，人口数始终在较低水平线徘徊，人口密度亦长期停滞在较低程度。因此，明清以前山西境内水利工程数量较少。冬灌虽古已有之，但相比于夏秋灌溉，其并非常规的灌溉策略，故明清以前并不多见。明清时期，山西自然与人文环境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压力逐渐加剧，人水关系亦日益紧张，大兴农田水利刻不容缓。先前不被需要、不被重视的冬灌，遂逐渐在汾河中下游流域施行开来，成为山西粮食不足、日用不敷地区民众的“救命稻草”。

汾河为山西境内第一大河，谈及冬灌，必不能忽视其中的引汾灌溉。但论及引汾冬灌，学界只称清代汾河中游的“八大冬埝”，并认为“汾河利用冬水的历史实肇始于清初”。梳理相关史料可见，至迟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汾河流经的交城、孝义二县的临河居民已有引汾冬灌作业，“每年冬春一再浇地，夏麦既实，秋犹可望”。万历二十九年（1601），孝义知县周佑请分平遥、介休、汾阳、孝义四县之汾河水利，四县灌溉各有程期。自头年十月之朔至次年二月之终，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七日为平遥县灌期，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为介休县灌期，十二月十六日至正月二十一日为汾阳县灌期，正月二十二日至二月终为孝义县灌期。如果说交城、孝义居民冬春引汾浇地尚属自发与零散行为，那么孝义知县周佑所促成之四县冬灌便是有组织与成规模的，已与清代汾河中游冬埝灌溉水利别无二致。

汾河之外，流经榆次县的涂水，或早在明弘治年间就已在冬季被引以灌田。“清光绪十九年碑记”在记述涂水首渠官甲渠时称：“其渠口为明弘治年郭家堡人郭志端所开，历年渠长因皆郭姓所有，冬春及程水，本渠浇灌有余，常卖与邻近村庄。”据此，官甲渠或在开渠之初即有“冬春水”之设。稍迟数十年，流经汾阳、孝义的义河则有明确的冬灌记载。据“嘉靖时东岳庙碑”记载，彼时义河上便筑有上、中、下三堰，供汾阳、孝义县二十一村村民引资灌溉，“三堰灌地各有定期”。自正月初一日至三月二十日为上堰灌期，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十八日为中堰灌期，五月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为下堰灌期；自八月初四日至十月初三日复为上堰灌期，十月初四日至十一月十一日复为中堰灌期，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复为下堰灌期。可见，至迟在明嘉靖年间，汾河中游支流就已有冬灌水利。

除河水之外，明代山西亦有引冬闲泉水灌溉的先例。万历二十七年（1599）冬，介休知县史记事“闻各泉尚有闲泄于汾者，深用为憾”，于是“随查各里近泉居民，凡无水分者，一一开报，另佥春冬水老人渠长，浇法与夏秋同，即中河多水磨，至尽流处亦许折而浇田，共准过水地六百五十六顷余”。在其推动下，鸑鷟泉、灰柳泉、谢谷泉、磨沟泉、闷津泉等泉水在冬春被引灌入田，且新设春冬水额远较夏秋水程原额为多。具有用水权的村庄由52个增加到72个，原来享有夏秋水额的村庄以及原来不享有水额的村庄均增加了春冬水额，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庄间用水不均的问题，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明万历年间在汾河中游设置的冬埝，并未得到很好的延续。至清康熙初年，这一河段又有筑造冬埝之举，并持续了近三百年之久。从康熙初至光绪末，汾河干流中游河段筑埝数量逐渐增多，全年灌溉时间135天。由于埝多水少，能筑齐“八大冬埝”的情况不多，更多的是筑2埝、3埝或4埝，导致灌溉面积变化很大，最多不超过20万亩。民国时期，各埝灌溉清徐、文水、交城、祁县、平遥五县近200个村庄的农田，灌溉面积通常在30万—40万亩之间，若遇汾河水量较大的年份，灌溉面积可达50万亩。据统计，民国初年山西全省灌溉面积370万亩，1919年灌溉面积383万亩，至1925年灌溉面积550万亩，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9%。1925年前后，汾河流域灌溉面积达到150万亩。以该年汾河流域灌溉面积占全省灌溉面积的比例推算，民国初年汾河流域灌溉面积或能达到100万亩，则清代冬埝20万亩的灌溉面积接近整个汾河流域灌溉面积的20%。可见，汾河中游冬埝的灌溉效益是较为可观的。冬埝的兴筑与增多不仅促进了汾河中游农田灌溉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太原盆地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此外，汾河中游支流涂水、文峪河、义河、孝河上在清代亦有冬灌工程。这些工程无论在汾河流域灌溉史上，还是在山西灌溉史上均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涂水所经徐沟、榆次二县傍水之地，皆引涂水灌田。仅就榆次而言，清代“两岸旧有渠道二十三道，约灌地一千四百余顷”，其水程有春水、秋水、冬水、浑水之分。所谓冬水，“自霜降前三日起，由郭家堡筑堰拦水，至次年三月十九日撤堰，止冬春两序，悉归该堡之官甲渠引灌”。而冬水之引，“所以溉宿麦并备开年种春麦与瓜豆黍谷一切之需”。除旧渠外，明清两代亦欲另开新渠，但未成功。迨至1920年才凿成天一渠，“灌地两万亩”“十村可世享其利”，其水程“悉遵光绪十九年碑记”，新的水程载在“榆次县洞涡天一渠碑记”，其中冬水灌期，“自霜降前五日起至小雪后五日止”。

文峪河所经汾阳、文水二县在清代始有冬堰之筑。康熙《文水县志》未载文峪河冬堰事，似彼时尚未有冬堰之设。至光绪《文水县志》成书时，文峪河上已明确有冬堰之筑。县志称：自宜儿村以下，沿河各村在冬季拦河筑堰，开渠灌地，筑堰数量不定，且各堰并无专名。利之所在，上下游各村因此争讼。乾隆四十四年（1779），官府出面断定水程，从上游文水县宜儿村至下游汾阳县干河村，自小雪至清明之间的一百三十五日中，二县各使水六十七天半。

孝义境内引义河进行冬灌则从明延续至清，依旧为孝义与汾阳分水，水程未变。乾隆《孝义县志》称孝义境内渠道有母渠一、子渠八，“渠道不知开自何年，而定期使水则历有碑志及官在文案，迄今遵守”。光绪《孝义县志》则称，义河所灌孝义八村，除“源远水少，与前志略有不同”外，“水利仍旧”“八渠水利自前明以来，历有碑记，其轮灌日期亦与前志相符，并无更易”。此外，在孝义境内孝河北岸，亦建有引水灌田的渠道，名为润民渠。此渠为元代旧渠，明洪武九年（1376）重浚后是否于冬季引水不得而知。只知清代该渠与孝河上的其余十渠共分水利，使水日期从头年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尽而止。但清末时，“地高于渠，其不能灌地，已数十年矣”。

汾河中游之外，汾河下游亦见冬灌水利。例如，引汾河之水的通利渠，其渠灌临汾、洪洞、赵城三县十八村田，光绪三十四年（1908）重修的渠册即载：“冬日浇灌亦必依次轮牌，不得藉口冬水无关紧要，夹带浇灌。”又如，临汾、洪洞、赵城三县境内，先引汾河水、涧河水及霍泉余水而后专引涧河水的利泽渠，其渠册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修辑、清乾隆道光年间增修、光绪十七年（1891）增订。在专引涧河水之后，其灌溉日期一曰：“每年只冬春之交上水一次，平时颇难浇灌”；一曰：“正月中旬治水，至四月终，先浇春地，次及麦田，自下趱上，照依分定日数时刻实排，不许搀越。”再如，引清泉渠尾所余泉水及涧河水灌洪洞县西关、南关地的清涧渠，其渠册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另造，其规章亦同时重定，载轮水日期为：“正月初一日下节黎明起，初五日黎明止；上节初五日黎明起，初九日黎明止，周而复始，不许乱沟，至年底为止。”

总而言之，冬灌起源甚早。但就山西而言，尚未有切实的证据表明明代以前冬灌已较普遍。至明中期，冬灌始在汾河支流出现，之后汾河干流亦有发现。入清之后，以汾河“八大冬埝”为代表的冬灌，与明代相比，持续时间更长、浇灌规模更大、涉及区域更广。由上文所列案例可知， 明代山西冬灌水利共9处，且集中于山西中部，至清代，冬灌水利共16处，除山西中部外，山西南部亦有。历经近500年的发展，无论是在空间分布上，还是在所引水源上，冬灌水利工程均呈现渐趋增多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冬闲之水的利用效率。从整个山西农田水利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冬灌无疑可称为农田水利发展的新动向。

二冬灌增多的影响因素

人的存活与延续，必须仰赖粮食所提供的物质能量。而粮食的增产离不开灌溉，这便是冬灌水利渐趋增多的底层逻辑。明清时期，山西人口密度总体呈增加趋势，农人要维持或提高粮食总产量，无非二途：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粮食单产。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通过冬灌提高粮食单产成为必然选择，上文所述太原、汾州、平阳三府冬灌的增多便与耕地不足密切相关。早在元至元年间，平阳路已属“地狭人稠，食不足”。到元至正十九年（1359），“河东一方，居民丛杂”。“平阳路”“河东”与明清之平阳府大抵相埒，则表1所示洪武二十四年（1391）53.28人/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可算作平阳府人口容量的上限。太原、汾州与平阳的土地状况、水热条件基本一致，其人口容量上限大概为50人/平方千米。故由表1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入清之后，上述三地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表1 明清太原、汾州、平阳人口密度变动

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土地垦殖率也在提高。明清时期，山西耕地面积得到进一步扩大。不仅平原少有弃地，就连丘陵、山区，甚至人烟稀少的边陲，举凡能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不拘优劣，都被陆续垦辟为农田。在太原、汾州、平阳三地，垦殖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见表2）。清乾隆以前，“位于汾河中游的太原盆地和临汾盆地土地拓垦的空间则普遍有限”“经过顺治和康熙时期的复垦，至乾隆初年，山西境内易于垦辟的地方基本都已被垦殖”。山西丘陵多平地少，素有“八分山丘两分田”的特点，山地占40%，丘陵占40.3%，河谷盆地占19.7%。太原、汾州、平阳正好处于河谷地带，在计入农田外的土地利用之后，20%的垦殖率意味着河谷盆地已被开垦殆尽，试图通过增加可耕地的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已有较大困难。

表2 明清太原、汾州、平阳土地垦殖率变动

垦殖程度加深的同时，因战乱影响、灾害扰动、赋役过重等情况，明清山西亦存在不少荒地。但荒地并非潜在的、稳定的、巨量的可耕地，而是土地贫瘠区的“不堪耕种荒地”，水冲沙压区的“荒熟无常之地”，以及水热较好区的“临时性抛荒地”。以明清冬灌渐多的太原、汾州、平阳为例，据王社教统计，即便是在“丁戊奇荒”之后的光绪五年（1879），以上三府的土地垦殖率依然维持在20%以上，分别为21.86%、22.80%、22.93%，而在乾隆初年，以上三府的垦殖率就已经分别为22.13%、22.80%、23.53%。可见，即便遇到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因为处于河谷平原、水热条件较好，所以土地抛荒程度较轻。总之，在土地贫瘠、干旱频仍的山西，荒地多是不堪耕种之地，而非可垦殖的空间。而冬灌增多的地区本无隙地，即便大荒之年，土地抛荒的程度亦较轻，几无垦殖空间。

基于上述原因，人们不得不通过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产量来增加粮食产量，而包括冬灌在内的耕作制度正是能提高单产的策略。即在耕地面积没有增加的前提下，人们通过执行一整套耕作制度，亦能实现粮食等农作物的增产。所谓耕作制度，“是一整套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以保证农作物全面持续高产的农业技术措施体制。它以种植制度（包括作物布局，间、混、套作，复种，轮作等）为中心环节，密切结合相适应的土壤耕作制、施肥制、灌溉制、植保制等”。但实际上，经过几千年的经验累积，明清时期已经达到传统农学的总结阶段，具有革命性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制度、灌溉制度、施肥制度究属不多。换言之，濒临极限的可拓展耕地、成熟但几乎停滞的耕作制度，并不能满足人口获得足够维持生命之粮食的需求。直到民国，因耕地有限，加以水旱相循，山西“农产收获亦不足供全省之需”。由此足见，明清山西所产粮食不足本省之食的问题历时已久且十分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冬灌的意义更为凸显。

与紧张的人地关系、人粮关系及相对停滞的耕作制度相伴随的是频仍的旱灾。山西一年四季均可能发生旱灾，尤以春旱最为频繁。据统计，山西全局性干旱和大旱或局部大旱，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每世纪出现4至16次，而在第二个千年中每世纪出现16至74次，在过去的2000年，山西干旱发生的频率有逐渐增加之势。明代山西发生248次旱灾，接近魏晋至元代旱灾总数，且十分频繁，年均0.9次，所谓“十年九旱”是也。清代山西发生229次旱灾，年均0.86次，虽较前明稍低，但仍为所有自然灾害中范围最广、影响最恶者。再就明清山西旱灾的年际变化而言，明代前一百年旱灾相对较轻，最后一百余年旱灾相对较重；整个清代，除1761—1800年旱灾较轻外，此前及此后均为旱灾高发期。而旱灾正是农田水利得以发展的直接原因，所谓“晋地居高原，亢旱时虞，民食所关，水利为尤要也。”因此，在明清山西耕作制度中，归属于灌溉制度的农田水利出现了诸多显著的新动向，明中后期以降渐趋增多的冬灌即为其中之一。

冬灌增多除与提高单产的追求、较为频繁的旱灾有关外，也与作物熟制及结构密切相关。冬灌旨在满足小麦需水、防止春季干旱、保证来年春播。例如，前揭孝义县民“每年冬春一再浇地”，其愿望便是“夏麦既实，秋犹可望”。为使收益最大化，山西农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热量条件从事作物种植。韩茂莉指出，冬小麦北界基本稳定在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榆次、霍州至关中盆地一线，然后经陇东地区与青藏高原边缘相接，而这往往就成为农作物一年一熟与两年三熟的分界线。明清山西冬灌增多的太原、汾州、平阳，特别是其中的汾河流域河谷盆地，正好处在冬小麦种植北界以南，其作物熟制的极限便是两年三熟制，核心便是冬小麦的种植。因此，在人粮矛盾日益尖锐的明清时期，为了实现两年三熟制，必须进行冬小麦的种植，冬灌的重要性因之更加凸显。选择“生长过程需要较为稳定的水源，甚至必须灌溉才能够保证产量”的冬小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张继莹所言“用水极大化”思想的推动。因为愈是粮食不足、日用不敷时，人们便愈想在水资源条件允许之时，选择用水极大的作物来换取高利润的收获。“用水极大化”思想下的农作物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使冬小麦的种植更加稳固，农家也就热衷于冬灌水利的建设与维持。

总而言之，由于人多地少、人多粮少以及旱灾频仍，冬灌在汾河中下游河谷盆地渐趋增多，延长年内农田灌溉的时间，从而构成明清山西农田水利的新动向，正可应对山西发生频率最高的春旱，这不仅满足冬小麦生根、分蘖对水分的需要，而且保证冬闲地墒情良好并能顺利春播，亦有助于维持两年三熟制的高质量实现，从而保证粮食的稳产高产。虽然冬灌比夏灌时间短、引水量少、灌溉区域小，但是在丰富灌溉类型及应对粮食危机层面，冬灌的增多具有不同于夏灌的重要象征意义。

三冬灌与用水纷争

山西境内河流众多，但由于年内降水偏少且分配不均，旱季时河床无水，雨季时河水猛涨，大多河流不便引灌，故处处年年饱受干旱之苦。作为缺水省份，山西民人欲“收灌溉之益”，则必“舍大川而争经流之清泉及骤涨之浊潦”。所以，“争”乃是山西灌溉水利社会的常态。当“雨旸时若，禾稼丰登”时，“民蔑以水争讼”；而当“旱魃为虐”时，“争水之事遂日以繁”。冬灌在缺水且干旱频繁的明清山西渐趋增多，其中的用水纷争便无可避免。史料显示，这类纷争主要有冬灌水利不同用水主体间的纷争与冬灌水利与其他水利形式间的纷争两种。

首先，在水资源缺乏、用水需求增多的背景下，冬灌水利内部不同用水主体常因用水多寡产生纷争，这类纷争与夏灌内部用水纷争大抵相似。

例如，孝义县农家“喜溉浑水，可去碱卤而倍获”，但是“浑水节次填淤，地遂高，而水不能上”，遂造成“河低地高”的地势，进而扰动原来的用水秩序。孝义县引义河灌田，有母渠、子渠之分，灌期为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十八日、十月初四日至十一月十三日，后者即属于冬灌，其中有闫家庄渠一道，是为子渠。清康熙年间，作为子渠的闫家庄旧有之渠“渠低地高”，即子渠与农田因灌溉时泥沙逐渐淤积，渐高于母渠，冬灌之水无法由母渠自流入子渠。为获灌溉之益，“闫家庄人于母渠截堰，激水逆灌，不利下堰”，遂与属汾阳县的下堰产生争端，“控于官”。最后在官府的审断下，以闫家庄人“闭塞旧渠，另于高处开新渠一道，顺流下灌，永不许于母渠堵堰”的结果平息争讼。

又如，文峪河流经文水、汾阳二县，每遇雨潦，则涨溢为患，迁徙靡常，所以官府严禁临河各村于夏秋“拦河堵筑，致阻去向”。但到了冬季，二县沿河村庄便筑堰引水灌田。因利之所在，故纷争遂起。乾隆四十四年（1779），下游汾阳县民人王际飞等便与文水县民人成光宗等争控。后官府断定：自小雪日起至清明日止设堰灌溉，二县各分六十七天半。即便已经“均水息讼”，但水资源的不确定性仍然为之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光绪四年（1878），正值“丁戊奇荒”，文峪河所经交城、文水、汾阳均罹旱荒，前述汾阳县民人王际飞所在的唐兴庄及其他12村，便因冬堰水程而与文水县甘泉、常稔二渠管理人员发生纠纷，纠葛三年后，以遵循乾隆四十四年所定水程的结果息讼。

其次，冬灌水利是在夏灌水利基础上增加的灌溉类型，因而有先在用水权与后增用水权之间的纷争，此即为冬灌水利与其他水利形式间的纷争。

长期以来，农田灌溉用水有着典型的随用随取的特点。根据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民人只在春末至秋初引水灌田，冬季之水则放任自流。例如，介休泉水三月以后至八月以前，其水程有定额，但“至春冬间旧多空流”“闲泄于汾”，水程无定额。于是，“民之无水分者，不得浇分亩，间有图之者，即致讼不已，缘有水人多忮故也”。介休知县史记事通过将春冬水额制度化，来解决村庄间存在的争水隐患。但随着泉域内人口、土地数量的增多，用水需求不断增加，享有全年用水权的村庄必然与只享有春冬用水权的村庄发生冲突。明崇祯初年，执行了数十年的冬灌秩序便受到传统势力的挑战。所谓“东河民刁妄讼，欲乱冬春水以肆贪并，及查水利册与石碑，一一验明，冬春水不侵额内，又广利额外，此惠而不费，前令史公为民苦心，千古不易之法也，责罪详缴，仍照旧规周行，民各欢忻乐业。”

最后，水资源不只为农家所觊觎，其他经济形式亦须赖水而生。故在同一时空中，冬灌用水必与其他用水产生纷争，此亦为冬灌水利与其他水利形式间的纷争。

例如，灌溉用水与水磨用水之间的冲突。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确定了用水以灌溉为先的原则。明代亦规定：“舟楫、硙碾者不得与灌田争利。”山西水利渠册中也有类似“先尽百姓灌溉”的条文。例如，洪洞县光绪三十三年（1907）所勒“人字坝碑”便载：“各渠水磨，系个人私益，水利关乎万民生命，拟每年自三月初一起，以至九月底，停止转磨，只准冬三月及春两个月作为闲水转磨，每年期示知，著为定章，违者重惩不贷。”乾隆五年（1740）所修清水渠册亦载：“本渠水磨除在母渠建盖，水必过之处，许随便动转，其沟涧之磨，俟秋后余水使用，如遇需水之时，图利卖水转磨者，将本渠长、沟头呈官究治。”可见，“先尽百姓灌溉”的用水原则一以贯之且深入人心。

但灌溉优先的原则建立在夏灌水利基础上，当冬灌水利出现后，原先归于水磨的冬水是否也须向灌溉让步？否也。在介休县，冬灌并没有获得用水优先权。因为，在春冬水额设立之初便规定：“中河多水磨，至尽流处亦许折而浇田。”显然，水磨优先于冬灌。可见，冬灌水利的出现，挑战了灌溉优先原则。正是与水程原额、水磨用水之间的矛盾，使介休的冬灌未能被严格执行。民国《介休县志》载：“旧志载三河水利极详，然岁久不能无弊端”“洪山张良村等向用泉水浇地，霜降后至明年二月浇灌稀少，水弃河滩，达于汾河，所过义安、大期各村屡致淹没。”1933年山西水利工程委员会成立后，在调查了广胜寺霍泉、龙子寺泉、晋祠难老泉、鼓堆泉、沸泉、星海温泉后总结道：“灌溉用水，最多时为春秋二季，冬季之水则多放弃于河中，未能利用。”

又如，灌溉用水与流运木材之间的冲突。文峪河古称文水、文谷水，据《元一统志》载，文谷水发源于孝文山旁，采自孝文山的木材“结筏浮泛而出，循流入汾水，远近利之”，且已有“灌溉民田”之利。《永乐大典·太原府志》亦载：“文水……北山巨材，夏秋之际，乘水泛滥，结桴出之，岁以千数，循流入汾水，远近利之。”万历《太原府志》也称：“文谷河……通筏、溉田，民甚便之。”文峪河在夏秋之际同时被用于通筏与灌溉，可见灌溉用水并非筑堰壅高而来，而是开渠引水自流溉田。但清代在文峪河上设了冬堰，拦河之堰必然与流运木材之间产生矛盾。因此，乾隆四十三年（1778），汾阳县唐兴庄人王际飞等便状告木材商人撞坏河上坝埝。为解决纷争，官府遂定每年小雪节后，到清明节前一百三十五天为灌溉水程，不得通筏，其余时间方可流运木材。

除了冬灌水利内部及其与外部用水之间的纷争外，本节还附论明清时期山西境内冬灌水利的走向问题。由上文可知，冬灌有河水与泉水两种水源。由于人地关系日益紧张，明清时期山西农田水利大为发展，明洪武、万历时期以及清康乾时期出现了兴办水利的高潮，包括引河、引泉在内的冬灌水利渐盛于万历之后。但之后引河冬灌和引泉冬灌的发展，却存在着数量上的悬殊之别，这不能不令人诧异。引河冬灌与引泉冬灌一盛一衰的分道扬镳之势，与彼时直接造成冬灌水利增多的各种影响因素似乎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与差异化的用水纷争关系密切。

自明中期始，引河冬灌虽有中断，但在汾河中游干流、支流依然逐渐增多，入清之后更盛，民国时期也备受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依然发挥效用，只是随着可引水灌溉的蓄水工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转变，特别是几处汾河大坝工程的完工，以汾河冬埝工程为代表的具有明显季节性的冬灌水利才消失不见。之后虽仍有冬季灌溉的行为，但所引水源已经失去了季节性。相比于引泉冬灌的消逝，在水利技术、灌溉背景均一致的情况下，引河冬灌的持续恰恰是由于其间的用水纷争能得到阶段性解决。由上文所列引河冬灌的史实可知，其用水纷争几乎全部是上下游之间的纷争，这种纷争随着水源的减少、旱情的加重而加剧，又随着水源的敷用、旱情的减轻而缓解。无论纷争加剧还是缓解或消失，一旦引河冬灌的效益被农家熟知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引河冬灌便会一直延续。

引泉冬灌至迟万历年间便已出现，介休县引泉冬灌的案例便是有力的证据。在介休的案例中，虽有欲坏冬春水额的事情，但冬灌活动至少持续到了明末。而入清之后便再无明确的冬春水额，反而有弃于河滩而不用的冬闲之水。并且，除了存在于明代介休洪山泉的冬灌水利之外，未见其他泉域有冬灌水利的记载。同样的背景下，引泉冬灌不但没有逐渐增多，反而连最初存有的也日趋衰落。这主要是因为，引泉冬灌中的纷争不似引河冬灌中的上下游之间的水量之争，而是先在用水权与后增用水权之争，是有无之争。泉水用水权的获得，一是由于先天位于水源地的地理优势，二是由于开渠修渠时既出资又出力。而介休县引泉冬灌的施行，既没有突破地理位置优势，也没能越过已存在的渠道，故一旦失去强势官员的推力，夏秋用水权与冬春用水权的纷争便会死灰复燃，并最终葬送引泉冬灌的命运。水权问题难以根本解决，恐怕是引泉冬灌无法得到普及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使水有遗利，致起争端”，在酌定水程之后，水利有所归属，一般均能达到“均水息讼”的目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均水”都能“息讼”，这便是冬灌水利出现后人们需要面对的新局面，尤其是在引泉灌溉的场景中。无论引河冬灌还是引泉冬灌，其在明清时期的施行，对旧有的建立在夏灌基础上的水利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引河冬灌的场景中，上下游之间、灌溉与通筏之间，并非结构性矛盾，故在断定水程之后，引河冬灌自明迄清，历民国而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直存续。但在引泉冬灌的场景中，水程原额与春冬水额、冬灌用水与水磨用水之间乃是结构性矛盾，一水无法二用。引泉冬灌虽也有施行，但更难解决的用水纷争使其终不如引河冬灌持续时间长、灌溉效益大。

四结语

冬灌作为一项农田灌溉策略，古已有之。就山西而言，冬灌水利在明中期之后显著增多，是对中国古老农田灌溉技术的传承发扬，与渐趋紧张的人地、人粮、人水关系以及频发干旱存在因果关联。从“发扬”的角度而言，冬灌水利可称得上是明清时期农田水利发展的新动向。

在以往的农田水利史论著中，冬灌并非不被关注的灌溉史实。只是诸多论著均浅尝辄止，未系统论述“冬灌”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农田水利史上的意义。以工程技术为取向的水利史研究框架，对农田水利与社会、经济、自然之间关联的揭示较弱，围绕冬灌水利的丰富内容因此尚未被充分揭示。水利社会史因水利史研究的这一缺陷而起，大大拓展了水利史的研究内容、学术理念与问题意识。尤其基于类型学视域的水利社会史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水利多样性、复杂性的认识，揭示水利、社会、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演变，从而更好地解释区域社会乃至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为当今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提供历史智识。只是以往的水利社会类型是在夏秋灌溉的默契中，按照水的多寡、水的功能、水的类别所构建的。那按照用水的时间，特别是季节之别，是否能够思考“冬春灌溉型水利社会”与“夏秋灌溉型水利社会”之别的可能性？以明清山西冬灌水利为案例的研究表明，“冬灌型水利社会”的思考并非完全不可能。

明清山西冬灌水利的演进、纷争、走向及其所蕴含的尽水之利、高效用水的智慧，可为今日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和现代化灌区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同时，为进一步厘清明清农田水利的历史地位，仍有必要对冬灌水利史实进行深入挖掘，并重新评估其在明清时期的意义。

编辑 | 夏 俏

审校 |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