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2月，胡适夫妇准备乘坐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南下，他们多次劝说儿子一同随行，规避国内动荡局势。
彼时的胡思杜正值青年，思想激进，对新时代充满期待，同时他始终认为父亲的立场与自己相悖，不愿跟随流亡海外，坚持留在北平留守家业，照看家中藏书与产业。
父子二人就此彻底分隔，此后终生未见。
留在北平之后，胡思杜被安排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这所学校是当时专门用来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地方。
胡思杜在这里表现得很积极，参与思想学习改造，把父母留给他的财物主动上交给组织，在公开场合多次表态否定父亲的思想与立场，与其划清界限
1950年9月22日，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的文章。这篇文章随后被广泛转载，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文章里的措辞非常激烈，胡思杜说自己的父亲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走狗”，明确宣布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
他还在文章里写了一段很坦率的话，说自己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在理智上已经和父亲划清了敌我，但在感情上仍有割不断的地方，他要求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
这段话其实透露出一个信息：他写这篇文章，未必全是言不由衷，但感情上的挣扎是真实存在的。
胡适在美国看到这篇文章后，反应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激烈。他在日记里剪贴了相关报道，但没有多说什么。
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此事，语气相当平静，大意是儿子在压力下说了一些话，不必太当真。这种反应可能有多重原因，但至少说明，胡适并没有把这篇批判文章看作真正的决裂。
然而胡思杜这边的处境并没有因为这篇文章而变得更好。他从革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当历史讲师，工作很努力，想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和父亲不是一路人。
但“胡适的儿子”这个标签像影子一样跟着他。在那个年代，出身决定了一切，他自己写的那篇批判文章，反而成了别人拿来证明他“伪装进步”的材料。
1957年春天，整风运动开始，各级组织鼓励大家提意见。胡思杜觉得这是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就主动给院里的领导提了一些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
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点了唐山铁道学院几个人的名，其中就包括胡思杜，说他们“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还特意在文中标注了“胡适儿子胡思杜所说的”。
报道一出，胡思杜立刻从“积极分子”变成了批斗对象。大字报铺天盖地，院子里贴满了批判他的文章，也贴满了批判胡适的文章。
他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多次被拉出去接受批斗。
这一结果彻底打破了他所有的自我救赎努力，他此前数年的妥协、表态、改造全部付诸东流，曾经为了自保做出的极端举动，也不再被认可。
他始终无法理解，自己已经彻底否定父亲、主动剥离所有旧身份，为何依旧无法摆脱出身的束缚，依旧要承担父辈立场带来的后果。
他想不明白，恐惧和困惑同时压过来，精神很快就撑不住了。
1957年9月21日晚上，胡思杜在唐山铁道学院的宿舍里上吊自杀，年仅36岁。
他留下一封遗书给远房堂兄胡思孟，那是他在北京唯一还来往的亲人。
遗书里写着：“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
他把六百多元钱和二百多元公债券留给胡思孟，嘱咐他供孩子上大学。
胡思孟赶到唐山时，满院子的大字报还没有撕掉。组织上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让他看了遗书，但只允许抄一份带走。
而胡适那边，直到1962年在台北病逝，还不知道小儿子已经死了。他只是在1958年从香港的电讯中得知胡思杜被免去了副教授职务、下放劳动，心里犯过嘀咕，但没往坏处想。
1980年，胡思杜被组织平反，距他去世已经二十三年。他的哥哥胡祖望后来在台北胡适夫妇的墓旁，为弟弟立了一块小石碑，上面刻着“亡弟胡思杜纪念碑”。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