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杨得志在谈及安顺场战斗时，专门纠正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渡河的不是十七个人，而是营长孙继先带领十七名战士，分乘两次冲向对岸。若按亲自登船、参加战斗计算，孙继先也应列入其中。
这场争议，表面上只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的称呼，背后却牵连着一段极其险峻的战斗经历。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必须尽快突破大渡河，才能摆脱川军和追兵形成的夹击。
当时，敌军企图凭借江河天险，把红军堵在大渡河以南。安顺场虽然不是敌军重点设防之地，但渡口对岸仍有部队据守，河面宽阔，水流湍急，船只又十分简陋。红军若不能迅速打开缺口，后续部队就难以展开。
5月24日晚，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抵达安顺场。守军疏于戒备，红军抓住机会发起突袭，很快控制了渡口。真正危险的部分，反而从这一刻开始。
杨得志下令组织渡河。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承担了开路任务，第二连官兵纷纷报名。船太小，一次无法搭载太多人，孙继先只得从报名者中挑出十七名战士，分成两批渡河。
5月25日清晨，第一船由第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队，连同八名战士向对岸驶去。敌军发现后，机枪和步枪一齐开火，子弹不断打在船身附近。船上的人没有退路，只能压低身体，紧紧抓住船帮。
岸上的炮火及时压制了敌军。红一师炮手赵章成连续发射炮弹，摧毁了对岸几个机枪火力点。熊尚林一行九人靠岸后，立即抢占阵地，掩护渡船返回。
第二船再次出发。孙继先带着另外八名战士冲过江面，十八个人全部登上对岸。人数不多，动作却很快，他们趁敌军火力受挫之际扩大战果，击退反扑，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
有意思的是，这十八人并非全部来自同一批身份。熊尚林是连长，孙继先是营长，其他人中还有排长、班长和普通战士。后来争议的焦点，正是孙继先究竟属于指挥者，还是也应被视为冲锋在前的勇士。
红一军团政工干部萧锋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批人的姓名，包括熊尚林、曾令明、刘长发、张克表、郭世苍、张成球、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光吉、肖桂兰、宋祥云、谢良明、丁流明，以及主动要求参加的通讯员陈万清。
安顺场渡河成功后，相关事迹很快在红军内部传开。遗憾的是，战斗结束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平安。长征后，他们又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许多人在枪林弹雨或艰苦环境中相继牺牲，真正走到1955年的，只剩孙继先一人。
熊尚林后来参加抗日作战。1942年6月18日，他在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地点在今天河北崇礼一带。那时距离安顺场强渡，已经过去七年。
孙继先则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在部队任职。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就十八勇士而言，这便是其中最高的军衔。
不过，孙继先本人并不热衷于争论名次。一次会议讨论安顺场究竟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时，他始终没有出面解释。有人提醒他：“孙司令员，您应该说几句。”他只回答：“我能说什么？说自己是勇士吗？”
这句话并非推辞，而是他对牺牲者的敬重。在孙继先看来，长征中倒下的同志更多，活下来的人没有必要为一个称呼争功。正因如此，后来一度形成了“十七勇士”的说法。
杨得志却不这样看。1981年，他回忆当时的渡河部署时说，第一船由熊尚林带队，第二船由孙继先带队，自己则乘第三船过河。孙继先虽然负责指挥，却同样亲自登船涉险，不能简单排除在勇士之外。
1990年，孙继先在济南病逝。家属料理后事时，曾向杨得志告知消息。杨得志再次提到安顺场旧事，认为孙继先带着十七名战士渡河，称作“十八勇士”更符合当时的实际。那场关于数字的争论，至此仍留下两种表述，但孙继先获得中将军衔这一点，并无悬念。
临终前，孙继先曾嘱咐家人，去世后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中。对他而言，那条急流不仅见证过一次突围，也见证了那些没有活到授衔年代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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