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被中国优先考察，另有一人中方不太看好

联合国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已进入最微妙的阶段。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日结束，谁来接棒，是当下国际外交圈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一个没有军队、没有行政权的职位，为什么会让大国之间反复博弈？原因很简单：秘书长虽然不能命令任何国家做什么，但他站在全球最大国际组织的平台上，拥有议程设置和外交协调的独特能力。

对主要国家来说，选谁当秘书长，就是选未来几年联合国往哪个方向走。

目前，安理会已经进行了三轮意向性投票，但依然没有出现各方都能接受的候选人。这场竞争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

联合国秘书长不是193个会员国直接投票选出来的。根据《联合国宪章》，候选人需要先经过安理会推荐，再由联合国大会任命。

安理会这一关是真正的门槛——候选人必须拿到至少9票“鼓励”，而且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没有任何一方投出“劝阻”票，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任何一家不同意，这个人就出局。

目前共有8位候选人：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厄瓜多尔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阿根廷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哥斯达黎加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乌干达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奥通努、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以及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还有一个历史性的看点：联合国成立80年来，从未有过女性秘书长。国际社会要求打破这一局面的呼声持续高涨。地区平衡、性别代表性、大国接受度——这三个目标很难同时满足。这也是遴选迟迟无法收口的核心原因。

在目前的候选人中，格林斯潘和罗德里格斯—伯基特是外界讨论最多的两位，也是中方重点考察的两位。

格林斯潘1955年出生于哥斯达黎加，拥有英国经济学硕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曾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

2006年至2014年，她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担任多个领导职务，2014年至2021年出任伊比利亚美洲会议秘书长，2021年9月起担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她在国际发展领域深耕多年，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权益问题。

这个背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全球治理体系长期存在一个争议：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不足。格林斯潘长期在联合国贸发会议这一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机构任职，对全球南方的诉求有较深理解。

今年6月，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格林斯潘。王毅表示，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应当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中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选举。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2024年至2025年，圭亚那曾是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成员，她本人此前担任过圭亚那外交部长。

加勒比地区在国际事务中长期存在感有限，她的参选本身就带有提升地区代表性的意义。

今年7月20日，王毅在北京会见了罗德里格斯—伯基特。罗德里格斯—伯基特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发展议题的引领者，她支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王毅回应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冲击，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选举进程。

从首轮非正式投票的透露信息看，格林斯潘获得10张“鼓励”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获得9张，两人处于领先位置。

当然，在意向性投票阶段，“鼓励”票多不等于稳赢，关键还要看“不鼓励”票来自哪里——如果来自五常中的任何一方，那才是真正的麻烦。

中方与这两位候选人的接触，释放出的信号是清晰的：中国关注的不仅是个人能力，更关注候选人能否维护联合国体系、能否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王毅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这十六个字，实际上就是中方衡量的标尺。

相比之下，格罗西的处境要复杂一些。从履历看，格罗西并不缺乏竞争力。

他1961年出生于阿根廷，1985年进入阿根廷外交部，2019年12月起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至今。在俄乌冲突期间，他多次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向扎波罗热核电站派驻监测小组，国际曝光度不低。

但秘书长选举不仅看能力，更看外交平衡。

格罗西由阿根廷总统米莱提名，而米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特朗普已公开表态支持格罗西竞选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政治环境日益敏感的背景下，一个候选人与某一阵营走得太近，既可能是优势，也可能成为阻力。

更微妙的是，有报道指出英国方面担心，如果格罗西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可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议问题上为阿根廷提供便利。

这种顾虑本身就说明，格罗西面临的不只是中方是否认可的问题，而是多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各自的考量。

从投票情况看，格罗西在首轮获得7张“鼓励”票，位列第三。这个成绩不算差，但在五常博弈的格局下，他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更大。

如果把这场选举仅仅看作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那就看浅了。秘书长难选，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治理格局正在深度调整。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本质上依靠几个核心大国之间的协调来运转。

大国之间有合作空间时，联合国就能发挥作用；大国竞争加剧时，联合国的行动能力就会受到制约。当下，安全、经济、科技、地区冲突等议题相互交织，不同国家对国际秩序未来方向的理解差异越来越大。

美国更重视现有规则体系的延续，中国强调联合国的核心作用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俄罗斯则更关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利益平衡。

这些不同诉求叠加在一起，使得任何候选人都必须面对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

对中国而言，参与秘书长选举的态度始终是明确且一贯的。王毅在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后曾表示，下任秘书长至少要符合几个硬指标：首先是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在选举中既维护自身利益，也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待。

秘书长选举困难，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失去了作用。恰恰相反，越是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一个能让各国保持沟通的平台就越重要。

但现实是，联合国能发挥多大作用，不取决于秘书长一个人，而取决于主要国家之间是否愿意合作。秘书长可以推动谈判，但无法替代国家利益；可以缓解矛盾，但无法消除分歧。

这场遴选真正提出的问题，不是谁最终胜出，而是：当世界进入竞争更加激烈的新阶段，过去依靠大国协调运行的国际体系，还能不能找到新的平衡点？

目前来看，答案还没有出现。而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面对的，将是一张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治理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