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岁的儿子拒绝坐我的车回家。
当时我们刚从加拿大科技博物馆出来。
因为闭馆前最后一小时免费,昨天带他打完羽毛球后,我看时间恰好,特意带他去“薅羊毛”。我的想法很简单,火车、机械、科技展品,孩子应该喜欢;小孩子还没有交本地朋友,不然回家又是屏幕时间争夺战。
可是,他从头到尾都透露着不情愿,全程臭着脸。
他对那些展品毫无兴致。比起在展厅里被我催促着看展品机械模型,他更关心在Chess.com上怎么把自己的国际象棋积分刷上去,心思全挂在跟进冰球俱乐部的最新比分动态上。
出门以后,他告诉还在查附近油价的我:
“我不等了,我还是自己坐公交回去。”
然后转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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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喊他,他不回头,我于是慢慢把车挪到附近麦当劳,眼看着他待着没动,不知道他是等车还是等着我去找他。心想,叫他走回来麦当劳吃个套餐,他就愿意认错。
糟糕的是,还没有等我走近,我已经看到他乘坐一辆公交车走了。
他没有手机,没有Google Maps,甚至没有公交卡。
我站在路边,突然有点慌,赶紧查了公交车路线,还好,方向正确,只要转一趟他就能到家。
现在只能自我安慰了,这个孩子从八岁开始就喜欢背地铁站的名字。搬到渥太华以后,整个暑假去夏令营训练,他经常自己坐公交。
他只是第一次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独自完成这段路。
我缓了缓心情,给家里打个电话通报了他自己坐车回去,中途顺道绕去Costco排队加了个油。
等我回到家推开门,他已经先到家了,人坐在了地下室电脑面前,Chess.com,又打开了,他甚至没有问我为什么比他还要晚回来。
仿佛刚才那个离家出走式的公交车抗议,根本没有发生。
我突然有点想笑,又有点不是滋味。
这个12岁的孩子,正在一点点长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移居加拿大四年多,像所有新移民一样,从零开始,
我一直在教小孩如何获得资源,
坚持Air Cadets,全免费,而且还可以学飞行;
尽早开始Lifesaving救生课培训,16岁以后可以兼职工作;
多尝试几项体育,将来可以建立特长和结交朋友;
学好法语,因为在加拿大升学就业有优势……
我一直替他们计算未来,哪个活动免费,哪个证书有用,哪个技能将来能赚钱,哪一种语言更有优势,哪一项体育可以成为特长。
我很认真地替他们规划人生。
唯一没有认真计算的:他们现在到底喜欢什么。
虽然我也跟他们说,
相信爸爸的安排,除非你能用行动告诉我,自己有更好的兴趣专长。
但这套算计在青少年眼里,毫无吸引力,甚至成了笨拙的代名词。
在他们身边的本地同龄朋友,很少人去参加Cadets,那种带着纪律约束和特定背景的活动,让他们觉得格格不入。
我慢慢发现,他们并不把这些安排理解成我所期待的“机会”;
对他们来说,只是父母又一次替他们决定了什么才是“值得做的事情”。
今天,我偶然刷到畅销书《设计人生》作者、斯坦福大学教授Dave Evans,在Scott Galloway 的访谈里讲到一段关于育儿与放手的分享,有点被触动:
孩子离家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星期,Dave走过二楼走廊,余光扫到大儿子敞开的房门,突然崩溃大哭。那间房间被收拾得整整齐齐,那是他十几年里从未见过的干净。他意识到,作为父亲,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恰恰是他把托举的任期完成了,接下来他必须去面对那个身份被剥离后的空洞。
当大人的生活因为身份和谋生被困在原地,孩子的时钟却在飞速运转。
过去四年,我一直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托举孩子的人”。
帮他们办身份、找学校、找活动、找资源、算成本、想未来。
可孩子正在一天天长大。他们很快就能自己去打零工赚钱,再过几年到了18岁,心理上就脱离家庭的管控。
他们正在学习怎样离开我,而我正在学习怎样在他们逐渐不需要我的时候,重新成为我自己。
也许这也是我决定重新开始写作的原因。
记录孩子怎么长大,也记录一个父亲怎样重新学习做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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