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企开始自己做电池，宁德时代们的位置要变了

最近一段时间，动力电池行业频繁出现一个说法，“去宁化”。

背后确实有一些现实变化。越来越多车企开始引入第二、第三家电池供应商，也有企业进一步向上游延伸，做电芯研发、PACK、BMS，甚至投资电池企业。过去几年高度集中的电池供应关系，正在变得更加分散。

但到了自研这一步，问题已经不只是采购谁的电池。对于整车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一块越来越深度影响续航、补能、安全、低温性能和整车成本的核心部件，到底应该有多大一部分能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理想汽车的自研电池提供了一种分工方式的选择：PACK自研自制，电芯自研代工，同时把材料体系、电芯设计、BMS、热管理以及整车控制进一步拉到同一个研发体系里。这种选择背后，是整车企业与电池公司的关系正在出现新的边界。

对此，我们也和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总裁兼总工程师马东辉等高层进行了深入交流。

自研电池，一笔六年前就开始的账

如果只看今年自研电池陆续上车，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最近一轮供应链调整的结果。

实际上，理想正式立项电芯自研是在2020年。在此之前，团队从2018年就开始研究4C、5C超充。2020年5C项目正式立项，随后逐渐向材料、电芯、PACK和BMS等更底层环节深入。到今年，自研电池开始进入更多量产车型。

马东辉专门解释了这个时间差。理想ONE上市之前，公司既没有足够收入，也没有足够资源支撑这样的研发项目。第一款产品稳定之后，公司才开始把更多资金持续投向底层技术。真正走到量产阶段，又需要解决技术验证、产线建设以及规模产能的问题。

他说得很直接：“自研是从2020年就开始，至于为什么今年陆续上车，因为技术准备就绪之后，还需要自制产线、和能足够支撑我们销量规模的产能同时就绪，所以我们花了六年的时间，才走到了今天。”

这段经历其实很能说明车企做电池的门槛。

设计一块电池和稳定生产几十万块电池，中间隔着很长的工程化过程。材料体系、电芯结构只是开始，后面还有验证、制造、一致性、良率和产能爬坡。也因此，车企今天谈自研电池，并不等同于简单把供应商原来做的事情搬进自己公司。

理想真正试图重新划分的，是研发和制造之间的边界。

为什么电池越来越难只靠采购解决？

理想最早推动5C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市场上没有现成产品。

理想汽车整车电动研发高级副总裁刘立国回忆，2018年前后团队曾经寻找全球头部供应商，希望推动4C、5C方案，当时得到的反馈普遍是难以实现。团队随后用了两年时间自己做技术预研，先验证路线，到了2020年才进入更深入的联合开发。

在他看来，六年研发过程中最困难的反而不是某一个具体工程难题。

“任何工程问题，只要投入时间和资源，总能找到方案。最难的，是方向和路线的选择。”

这个判断也是理解车企为什么开始深入电池研发的一个关键。

对于电池企业来说，一项技术最终要面对多个客户、多个平台，规模制造和通用性非常重要。主机厂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它面对的是一辆具体的车，以及用户在这辆车上的完整体验。

以5C为例，电芯能够做到5C，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电池温度控制，低温状态下功率怎样释放，超充站能够提供多大功率，PACK如何散热，BMS怎么根据SOC和温度调整电池输出，这些环节都会影响最终体验。

刘立国还举了两个细节的例子。传统供应模式下，电芯出厂后往往按照提前确定的功率曲线运行。自研之后，理想可以利用更底层的数据，让BMS与整车实时联动，根据温度、SOC等状态动态调整功率。

热管理也类似。过去更多是电池到达一定温度后再启动冷却，现在可以根据充电、爬坡、加速等工况提前判断热量变化，在温度真正升高之前就进行干预。

这些能力单独拿出来，都很难成为特别吸引人的产品卖点。但放在整车里，它们会逐渐体现为低温性能、充电稳定性、电池寿命以及长期可靠性的差异。电池也因此越来越接近整车架构的一部分。

车企想掌握的，还有过去拿不到的数据

马东辉把理想电池自研的逻辑概括成了三个打通：生产制造的数据、整车体验以及售后服务。

其中数据可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传统供应链分工下，材料、电芯制造、PACK、整车和售后往往分属不同主体。车企能够看到车辆端的数据，却未必能完整掌握一颗电芯在制造过程中经历了什么。

自研之后，理想希望通过一套系统，把上游材料、电芯制造、PACK装配、整车生产，一直到后续车辆运行和充电过程的数据串起来。

刘立国谈到这一变化时说，过去整个链条中间存在断点，主机厂更多只能看到整车端参数，前面一些制造环节的问题已经经过多层传递。数据贯通后，如果终端出现异常，可以沿着生产链条向前追溯。这件事在去年MEGA电池召回之后，显得更加具体。

马东辉在交流中并没有回避这件事。“2025年MEGA的电池问题，这是理想的责任。因为用户买的是理想的MEGA，无论电池由哪一家合作伙伴生产制造，最终交付给用户的都是理想的产品。不管问题来源于哪，首先都是我们作为车企来承担责任。”

他同时强调，这次事件并不是理想启动电池自研的原因，因为相关项目早在数年前已经开始，但它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对于底层数据的重视。

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很现实的产业逻辑。汽车出现问题时，用户首先找的是汽车品牌。对整车企业而言，最终责任并不会因为零部件来自供应商而消失。既然责任最终落在车企身上，它自然会希望进一步参与产品定义、质量标准和制造数据管理。

自研的价值，也就不再只是技术层面的性能提升。

自研之后，车企和电池企业的边界变了

车企做电池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讨论：既然开始自研，是不是最终连电芯都要自己建厂生产？
理想目前给出的答案恰恰比较克制。

PACK选择自研自制，因为电池包和底盘、热管理、整车结构以及BMS高度耦合，很难脱离具体车型独立存在。到了电芯环节，则采用自研代工。化学体系、结构和技术方案由理想负责，规模制造交给专业电池企业，目前合作方包括欣旺达、中创新航。

这套分工其实划出了车企自研的一条现实边界。

电芯制造需要长期的设备、工艺、良率和供应链积累，这仍然是专业电池企业的强项。整车企业更希望掌握的，是产品定义、核心技术方案、质量标准，以及和整车体验直接相关的能力。刘立国在也提到，对决定用户体验和产品差异化的关键技术，理想会坚持深度自研；需要长期制造积累、规模效率和产业协同的环节，则继续和产业伙伴合作。

这也是为什么“去宁化”很难完整概括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如果只是把宁德时代换成另一家供应商，本质上仍然只是采购体系的调整。真正更深的变化，是整车企业开始从过去提出参数、采购成品，进一步进入材料、电芯设计、算法、制造数据和质量标准。

与此同时，专业电池企业的价值并没有因此降低。相反，当车企把更多精力投入产品定义和系统协同后，稳定制造、规模交付和成本控制依然要依赖成熟的产业链。

甚至在成本上，自研也未必天然占优。马东辉明确表示，理想并不认为自研电池一定比外购便宜。研发、产线和制造投入依然存在，真正能够优化的，是平台化、产线利用率、制造损耗以及供应链管理。

所以，车企这一轮下场做电池，与其说是在离开某一家供应商，不如说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过去，一块好电池很大程度上由供应商提供。现在，越来越多车企希望自己先把这块电池定义清楚，再交给整个产业链共同完成。（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文｜花卷不塞车，作者｜李玉鹏，编辑丨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