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让劳动者成为人工智能红利的共享者

蔡 昉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本文转载自《中国工人》杂志2026年9月刊。

本文字数：474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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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趋势不是杞人忧天，最终结果则事在人为

《中国工人》杂志：人工智能加快进入各行各业，有职工担心自己的岗位被替代。您怎么看这种“职业焦虑”？这是杞人忧天，还是必须正视的现实挑战？

蔡昉：人工智能具有替代岗位的趋势，这是确定无疑的，不是杞人忧天。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是否终将替代我们的岗位，则事在人为，需要做足准备，但不必焦虑和恐慌。

研究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也好，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智能工具和机器人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单个企业而言，使用人工智能减少劳动投入，具有经营上的合理性；但当众多企业同时这样做，微观上的理性选择，可能形成宏观上的就业机会减少，微观与宏观之间这种不一致性，就是所谓“合成谬误”，要求国家采取各项政策予以矫正。这方面的举措包括：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人工智能提高劳动者的能力，而不是替代岗位；提供技能培训，增强职工的岗位适应力和转岗能力；升级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保护好劳动者和转岗人员的权益。劳动者个人应该积极配合政策的实施，更主动接受培训提升能力，利用好法律法规维护自身权益。

《中国工人》杂志：人工智能往往先替代岗位中的部分任务。哪些任务最容易被替代，哪些更适合人机协作？普通职工应如何判断自己的岗位风险？

蔡昉：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特点是不确定性，所以，虽然有些咨询机构估算并发布所谓岗位“暴露度”，但我认为都不甚可靠，没有人事先知道哪些岗位将被替代。

不过，有一个道理可以作为劳动者自己作判断的基准，或者叫“拇指规则”，那就是看自己的工作更接近于使用哪一类能力：是更多依靠数据计算、资料汇总且具有单一性、重复性，还是更多依靠人际沟通、随机应变且具有综合性、创造性。前一种工作实际上是在与人工智能竞争，后一种更多体现劳动者的独特优势。从职业和岗位来说，越是需要人工智能不擅长的技能，越不容易被替代。

从工作中的具体任务来说，越是更多依靠人的独特能力，越容易防范人工智能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职工也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把自己的岗位打造成更加依靠人的创造性的工作。

与其和AI竞争不如增强人的独特能力

《中国工人》杂志：青年劳动者的入门级技能可能贬值，大龄劳动者又面临数智鸿沟。如何帮助青年保住职业成长的“第一级台阶”，帮助大龄职工跨越转型门槛？

蔡昉：突破数智障碍和填平数智鸿沟，需要发挥政府和劳动者双重积极性。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已经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旨在构建起横向和纵向都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这就意味着未来的人工智能教育将从娃娃抓起，贯穿各级各类教育的始终，并延续到在职培训和转岗培训。

人工智能提高劳动者技能的效应，完全可以超过替代岗位的效应。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既可以替代入门级技能，也可以帮助新成长劳动力更快掌握入门技能、缩短学习周期。通过创造两个必要条件，劳动者个人完全有能力、有机会掌握各种新技术手段：一是依托政府行动计划的平台，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具有的平权、普惠特点；二是发挥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的功能，以智能体赋能弥补人的技能不足。

《中国工人》杂志：在养老、托育、医疗、家政等行业，哪些工作可以交给机器人，哪些仍需要人来做？人机协作能否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蔡昉：少子化和老龄化是与现代化相伴的人口趋势性特征，给当代社会带来挑战和机遇。一方面，这导致对“一老一小”的照护需求，关乎家庭的生育意愿以及老年人生活品质。另一方面，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构成发展照护经济的障碍。这里面临的正是“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并存的现象，即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遇的风险挑战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里也表现出来。应对挑战最重要的是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照护行业对应的恰是未来需求最大的服务需求，发展潜力无限。这类工作的任务具有繁重、枯燥、不卫生等特点，许多年轻人不愿从事。在人工智能赋能条件下，那部分工作都可以由机器人来做，而人工智能不能提供的人文关怀、心理慰藉和情感沟通，正是人类劳动者的独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也将是人机协同的代表性场景。

为劳动者“再装备”关键是投资于人

《中国工人》杂志：您讲到，“拥抱人工智能，必须投资于人”。“投资于人”意味着什么？职工最应该学习哪些能力？

蔡昉：“投资于人”通常是指政府或社会使用财政资金，加大各项民生事业的投入力度，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建设更均等和更普惠的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目标是增强劳动者能力和增进民生福祉。

虽然这些项目覆盖所有人，但对于每个劳动者来说，也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接受这种“普照之光”，充分利用由此形成的公共服务，借此机会更新技能，收获人工智能红利。一是以急用先学的优先顺序，尽可能接受新技能培训，学习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获得转岗所需工作技能。二是在培训和就业交替进行过程中，尽力发掘人类劳动者优于人工智能的独特能力。未来最可能的工作模式是“人机协同”，这个协同需要人力资本与人工智能的优势互补。三是应该以不那么功利的心态，尽可能提升自身的创造力、审美感和同理心，培养提出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应变能力和学习能力等软技能，积累起未来创造和适应新工作的人文底蕴。

《中国工人》杂志：您提出打造“升级版”积极就业政策。“升级版”新在哪里？在岗、转岗和失业劳动者分别能得到哪些支持？

蔡昉：我建议打造积极就业政策“升级版”，以便应对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增强版”。结构性就业矛盾主要表现为，一些重点群体的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相适应，所以易于遭遇就业困难。目前人工智能在某些工作中已具有平均技能，因此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者就可能被替代。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的能力会超过更多人群，结构性就业矛盾进一步增强。积极就业政策“升级版”的含义，一方面是在技能培训中加入更多人工智能内容，加大培训力度和频率，政府为培训买单的范围更广；另一方面是政府推动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平衡。劳动者从中可以得到更充分更有效的公共就业服务，就业能力相应得到增强，降低被替代的可能性，缩短寻职的时间，减少转岗的摩擦。

让“智能向善”落实到企业决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中

《中国工人》杂志：人工智能用于增强劳动者还是替代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选择。如何引导企业走就业友好型的技术发展道路？

蔡昉：人工智能这个学科从来就有“对齐”的说法，就是说要在研发中通过规制和奖惩，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符合人类意图和普适的道德规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智能向善理所当然要求技术发展有利于就业创造，尽可能减少就业替代。由于存在着合成谬误或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出面进行规制和引导，让人工智能发展对标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借助奖惩手段避免技术不利于就业扩大的效应。同时，在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政府也将作出制度安排，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引导企业共同把生产率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也就是说，智能向善理念蕴含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拓展，企业不能把技术迭代的成本全部转嫁给劳动者。从根本上，政府和社会将构筑社会安全网，承担托底保障的责任。

《中国工人》杂志：人工智能时代，工会可以在技能培训、转岗服务、算法协商和权益维护等方面发挥哪些作用？

蔡昉：劳动经济学把就业相关法规以及工会、集体协商、最低工资、劳动合同等制度统称为劳动力市场制度。这套制度体系始终是保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就业质量的有力法宝，在人工智能时代应该与时俱进。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的应用，既有就业替代也有就业创造，但新创岗位往往采取新就业形态，一个明显特点是城镇新创就业越来越不依托工作单位。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主要依托单位来运行，因此，在新就业形态日趋常态化的情况下，必须按照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更新和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使其超越单位的范围，渗透到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始终，以及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一系列企业决策过程中。

市场竞争难免优胜劣汰，民生福祉不应分输赢

《中国工人》杂志：您曾指出，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的红利不会自动惠及所有人：一方面，技术收益可能更多流向资本端；另一方面，掌握人工智能技能者与技能容易被替代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可能扩大。您理想中“共享人工智能红利”的图景是什么？如何实现？

蔡昉：人工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确信无疑的，而生产率红利能否在不同群体之间均等分享，却不是自然而然的。很多国家的科技革命，往往伴随着资本回报率提高造成的资方与劳方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人力资本回报率提高造成的行业员工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把人工智能生产率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需要做好三篇大文章。一是从源头上引导智能向善，使技术创新服务于民生关切，如创造岗位、提升就业质量、减少劳动力“内卷式”竞争、降低儿童“三育”成本、平衡家庭与职业发展、促进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乐、满足高质量文化需求等等。二是投入公共资源提升人力资本，让劳动者通过掌握智能工具、参与人机协同、实现人机分工等方式，防范和应对岗位替代。三是加大再分配力度，通过提供更多更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生产率红利。

坚信中国工人必将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工人》杂志：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是否成功，除了技术和生产率，还应加入哪些体现就业质量和劳动者价值的指标？

蔡昉：从社会的角度评估人工智能发展成效，归根结底要看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及其均等化水平是否提高。这个宏观目标也可以具体化，分别针对不同主体提出要求。例如，对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主体，应该提出就业优先的对标要求，引导创造更多新岗位；对各级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政策制定及实施，应分别提出要求，使人工智能治理为岗位创造和权益保障作出制度性托底。宏观治理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微观环节，同时也要防止因过度规制阻碍技术发展。因此，更多的举措是在社会层面，通过制度安排对人工智能发展导致的直接结果进行调节，包括调节收入分配、重新安置离岗人员、填补劳动者面临的技能缺口。归根结底，社会将以再分配后的结果，向每个人展示一个道理：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中，市场竞争中难免优胜劣汰，民生福祉上不应分输赢。

《中国工人》杂志：最后，诚邀您对《中国工人》的读者——正在经历技术变革的广大一线职工说一段最想说的话，比如您希望大家怎样看待人工智能，又应当做出哪些准备。

蔡昉：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选择四位中国女工作为封面人物，题名为“中国工人”，对中国工人在全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贡献表示敬意。

人工智能即将带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包括重塑劳动力市场。经济史表明，劳动者技能不断更新，在任何时候都是稳定就业、创造岗位和增进民生福祉的根本保障。所以，未来的劳动者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培训上面，把提升人力资本贯穿终身。对于人工智能，既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也无须产生恐慌和畏难心理。只要热爱学习和乐于接受培训，技能和就业适应力便能不断得到更新，我坚信中国工人必将立于不败之地，为世界各国应对人工智能就业影响再次树立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