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5月，西柏坡，周恩来、高存信和陈锐霆围坐在一间简朴的屋子里，谈论的不是个人升迁，而是华北军区炮兵建设。几天前，高存信还在部队处理训练、编制和火力配置，接到通知后，他连夜赶往西柏坡，心里反复琢磨：这次能不能见到毛主席？
高存信当时担任华北军区炮兵第二旅旅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合并后，华北战场规模扩大，炮兵在攻坚作战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如何集中有限火炮，怎样培养测地、观测和射击人才，都是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抵达西柏坡当晚，他在村中遇到了陈锐霆。两人同为炮兵军官，也都有旧军队经历，谈起各自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很快熟络起来。高存信得知第二天由周恩来听取汇报，便直截了当地说：“既然来了，还是希望能见毛主席一面。”
这句话并非单纯出于仰慕。高存信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炮科，按当时许多人的选择，完全可以留在中央军谋求发展。但他出身东北，始终惦记着沦陷的家乡，后来主动转入东北军，希望有朝一日打回东北。
抗战初期的经历，却让他看清了旧式军队的许多弊端。部队在日军进攻下屡遭挫折，指挥混乱、军心不稳，甚至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平型关战斗的消息传来后，高存信开始认真思考：装备并不占优的八路军，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战果？
答案并不只在武器。八路军有严密的组织，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有依靠群众、灵活用兵的传统。随着认识逐步加深，高存信决定离开原来的部队，前往延安寻找新的道路。
到了延安，他原本想先进入抗大学习，却被罗瑞卿安排担任教员。高存信有些迟疑：“我对人民军队还不熟悉，恐怕教不好。”罗瑞卿告诉他，边工作边学习，同样是革命需要。
这段经历改变了高存信。课堂上，他向学员讲授炮兵技术；课下，则抓紧学习革命理论和人民军队建设经验。军事知识让他能够胜任岗位，思想上的转变，则使他真正明白炮兵究竟应该为谁服务。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模范干部。
周恩来见到两人后，先说明中央军委领导原本准备亲自听取汇报，但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只能改为提交书面材料。高存信和陈锐霆当即表示服从安排。周恩来又问还有什么要求，高存信没有绕弯子，提出希望见毛主席。
周恩来出去请示后返回，说毛主席正在同叶剑英谈话，但愿意见前方来的同志，只是时间不能占用太久。进入院内时，叶剑英已经到外间等候。周恩来逐一介绍，毛主席起身与两人握手。
就在这时，周恩来仔细看了看高存信，转头问毛主席：“你看他像谁？”毛主席端详片刻，说：“很像高崇民同志。”
这句问答，看似简单，却牵出了高存信家庭与东北抗战的一段背景。高存信的父亲高崇民早年接受新思想，曾赴日本求学。归国后，他没有把个人前途放在首位，而是通过办报、演讲和社会活动，参与推动民主与救亡运动。
1928年，奉天当局拟增加商民负担，高崇民以商会负责人的身份组织抗议。面对地方官员和权势人物，他据理力争，甚至表示即便决定来自张学良，也不能因此放弃民众立场。张学良后来接见他，并取消相关捐费，双方由此建立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拒绝继续做安稳的官员，转而投身东北抗日救亡活动。他曾带领东北学生赴北平、上海、南京请愿，也曾当面追问蒋介石，中央政府是否还要东北。这样的家庭环境，使高存信从小就接触到家国危亡与民族责任，而不是把军校毕业视作谋取职位的终点。
高崇民后来积极推动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在西安事变前后发挥过联络作用。高存信投奔八路军时，父亲亲自找到周恩来，请求帮助。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写信介绍，高存信才顺利抵达延安。
毛主席与高存信谈话时，重点仍在华北炮兵。他询问部队装备、人员训练和作战使用情况，又分析了攻坚战中火力协同的重要性，要求把炮兵基础工作扎扎实实做好。原定几分钟的会面，实际谈了十多分钟。
临别时，毛主席送两人到院门口。周恩来此前提醒不要耽误太久，高存信一直记在心里，因此告辞格外利落。院门外，毛主席再次与他们握手，高存信随后返回部队，继续处理华北军区炮兵的训练与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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