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一周 |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2026年9月23日，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文 | 朱国顺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相隔11年的两次对美国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都提及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廓清迷雾、锚定方向。

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11年后，2026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指出，“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一步。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盛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又在近年不断被事实证伪中，“修昔底德陷阱”无端困扰了不少美国人多年。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将雅典与斯巴达两个城邦间大战，判断为雅典实力增长引起斯巴达恐慌造成的。1980年美国著名战史作家赫尔曼·沃克首次借用修昔底德提法，把冷战美苏争霸比作斯巴达与雅典，但随着苏联解体没有产生很大影响。2012年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重拾这个概念套在中美关系上，以过去500年16次霸权转换只有4次是和平转换为论据，推断出“新兴大国崛起—带来守成大国恐慌—会引发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论，造成了一些人困扰。

从“修昔底德陷阱”形成过程可以看出，“陷阱”论本身是不严谨、不准确的。

一是立论基础不实，混淆了或有性与必然性根本不同。在艾利森作为重要依据选取的16个案例中，有4个是与结论相悖的反例，其他案例选取也存在标准模糊、典型性不足，有的非常勉强，这就使得以这些案例推断的结论，实际上以或有性替代了必然性，不具备概念或理论的确定性、严谨性。

二是具象化分析不足，个性无法说明共性。16个案例绝大部分以欧洲为样本，但欧洲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区域，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代，还是现代的一战二战发源，攻城掠地、争夺霸权一直是欧洲特色，但未必是其他区域特点，不具有世界普适性。以欧洲的逻辑推论，未必成为世界的逻辑。

三是缺乏民族特性的辨析，民族差异会带来结果不同。欧洲四大民族延续至今依然差异很大，由维京人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性，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些特性未必是其他民族的特质。中国人没有霸权强权的特质，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新中国成立后从未对外扩张侵略。即使是对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中国也总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以做思想工作为主，跟“修昔底德陷阱”的那些案例相去甚远。

四是刻舟求剑，脱离时代特征。修昔底德时代，是城邦割据、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时代；两千多年后的全球化时代，是不断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目前全球GDP总额的68%，来自于各国间的贸易。在相互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越来越成为世界主流。

实际上历经10多年演变，艾利森也认为“识别陷阱的目的是避免落入陷阱”，修正了结论的必然性。但“修昔底德陷阱”被沾染意识形态色彩后引发的思想紊乱乃至行动误判，需要着力避免、防止、警惕的。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才能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高瞻远瞩，走出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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