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8年冬，广州军区作战室内，许世友面对边境地图反复推演。此时的他已经73岁，长期主持华南方向的军事工作，对越南北部的山地、道路和兵力部署并不陌生。摆在这位老将面前的，不只是“打不打”的问题，更是打到什么程度、何时收手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许世友提出“两套完整方案”的说法，在公开史料中并没有一份能够完全对应的原始文件。后来的文章，往往把不同阶段的作战设想加以归纳，形成“砍腰”“断臂”的概括。这个说法有一定军事逻辑，但不能当作已经被档案充分证实的会议原话。
当时的形势确实十分紧张。越南在统一后逐步倒向苏联，并于1978年出兵柬埔寨，推翻民主柬埔寨政权。中越边境摩擦不断，广西、云南方向的边防压力明显增加。苏联与越南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后，金兰湾又成为苏联海军活动的重要支点，南部边境的战略环境更加复杂。
中国高层经过权衡，决定进行有限规模的自卫反击。目标不是占领越南，也不是推翻其政权，而是打击边境一线的军事力量，迫使越南重新估量继续扩张的代价。这个目标，决定了战争必须控制时间、空间和规模。
许世友的强硬之处，在于他不满足于只夺取几个边境据点。他更看重对越军指挥体系和后勤节点的打击。按后人归纳的第一种设想，东线部队从广西方向突进，西线部队从云南方向配合，争取切断越军北部与中部之间的联系，形成更大的合围态势。
从地图上看，这一思路颇具诱惑力。若能迅速突破高平、谅山、老街等地，再向纵深压迫，越军北部防线可能被迫重组。但地图上的箭头，落到现实中就是山路、河谷、隘口和补给车队。越北地形破碎，道路条件有限，部队越深入，弹药、燃料和伤员后送就越困难。
更大的变数来自苏联。中国若把战线推进得过深，战争性质便可能从边境惩戒转为长期消耗。苏联未必直接大规模参战，却可以通过军援、顾问、海上力量和北方边境压力牵制中国。对中国而言，最危险的并非一场战斗失利，而是南北两线同时承受压力。
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从广西、云南两线发起进攻。东线进展相对迅速，高平、同登、谅山等地相继被攻克；西线则受到山地和道路条件影响，推进节奏并不完全一致。越军主力没有被一次性歼灭，许多部队采取分散防御和依托城镇作战的方式，令战事始终带有明显的复杂性。
2月下旬，东线部队攻占谅山后，战场距离越南首都河内已经不远。这个节点很关键：继续向南，战果或许扩大，但政治和军事风险也会同步上升。越南方面开始加强首都防御，中国方面则更需要考虑苏联可能采取的反应。
3月5日，中国宣布开始撤军。随后，各部队分批回撤，至3月16日基本完成。撤军并不意味着战场没有达到目的，而是说明既定的有限目标已经完成。军队能够攻进去，也能够按照国家战略主动退出，这与单纯追求战果最大化是两种不同的作战观。
所谓第二种“断臂”设想，通常被解释为把打击方向延伸至柬埔寨战场，牵制越军在柬部队，迫使其无法集中力量应对北部战线。这个设想在军事上确有诱人之处：越军当时长期驻扎柬埔寨，兵力和物资被分散，若其南部支点受到冲击，整体部署必然承压。
但中国直接进入柬埔寨，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原本针对边境威胁的有限行动，可能被外界理解为扩大地区冲突。更重要的是，柬埔寨局势牵涉东南亚多国，越南背后又有苏联支持。一旦战线拉长，中国就很难再用“有限目标”解释全部行动。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式的作战思维强调抓住战机、集中力量、打击要害；中央最终采取的，却是把军事行动锁定在有限范围内。这不是谁更勇敢的问题，而是前线胜负与国家全局之间必须保持距离。战场上多占一座城，未必等于战略上多赢一分。
如果当时真的采纳更深入的作战方案，越军北部力量或许会遭到更严重破坏，柬埔寨方向的压力也可能增加，印支地区的力量平衡可能提前变化。但另一种结果同样不能排除：战事拖长，苏联加大支援，越南转入持久抵抗，中国承担更高的人员、物资和外交成本。
因此，“两套方案”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它们能否带来一场彻底胜利，而是它们揭示了1979年决策中的两种取向。一种相信重击要害才能解决问题，另一种则坚持见好就收、避免失控。3月16日撤军完成后，这场战争留下的，正是这种取舍所形成的历史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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