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六座南极站将落地

文｜刘澜昌

9月27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计划最早于2027年在西南极洲玛丽·伯德地的Cox Point建设第六座南极科研站。按照目前公开信息，新站将是一座季节性科研站，主要用于冰盖变化、海洋与大气相互作用、气候变化、空间物理和地质等研究。与2024年启用、能够全年运行的秦岭站相比，它的运行方式并不相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此前已经按照《南极条约》体系的环境评估程序推进相关工作，并连续开展现场调查。消息公开后，澳大利亚国内迅速出现了安全层面的讨论。

这场争议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一座科研站本身究竟有多大，而是一个中国南极科考能力不断扩展的事实。中国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此后持续建设科研站、发展破冰船和极地运输能力。2024年启用秦岭站之后，第六座科研站如果按计划推进，意味着中国在南极不同区域的科研覆盖能力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的部分专家认为，科研站的增加不仅意味着科研人员拥有更多长期开展工作的地点，也意味着中国在南极治理体系中的实际存在感继续提高。

澳大利亚真正敏感的地方，是“存在”背后的综合能力。南极不是建一栋房子那么简单。人员怎么抵达，物资如何运输，通信如何保障，极端天气下如何撤离，都需要完整的后勤体系。一个国家如果拥有科研站、破冰船、航空运输、卫星通信和独立补给能力，就能够减少对其他国家南极门户的依赖。

这正是澳大利亚一些安全人士所担心的变化。长期以来，霍巴特等澳大利亚港口承担着南极补给和交通的重要角色，中国极地船舶也曾使用澳大利亚港口。如果中国自身的远程运输和补给能力继续增强，那么澳大利亚在南极事务中的一个现实支点自然会发生变化。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Elizabeth Buchanan所强调的“极地独立性”，本质上就是这种依赖关系可能逐渐改变。

但从科研设施直接推导出军事用途，需要非常谨慎。卫星、无人机、通信设备、飞机等确实具有典型的军民两用属性，可用于科学研究，也可能被用于其他任务。然而，“具有双重用途”并不等于“正在执行军事任务”。目前公开报道没有显示Cox Point新站被设计为军事基地。相反，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该站定位为夏季运行，前澳大利亚南极局负责人Tony Press也认为，把它直接解释成军事威胁或者未来采矿基地，存在夸大的成分。

更重要的是，《南极条约》已经为这类问题设置了明确边界。条约规定南极洲只能用于和平目的，禁止建立军事基地、开展军事演习和进行武器试验；与此同时，军事人员和设备可以用于科研等和平用途。条约还赋予缔约方检查其他国家南极站点、设施、设备以及相关船舶和航空器的权利。也就是说，南极体系并不是依靠“相信所有国家不会做什么”维持，而是通过透明、通报、检查和国际合作形成约束。

因此，第六座南极站真正引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科考还是军事”二选一，而是当一个国家的极地综合能力不断提高以后，南极治理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

过去几十年，南极科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际合作。科研站越多，能够获得的数据越丰富；破冰船越强，能够进入的区域越广；通信和运输能力越完善，科学项目能够持续的时间也越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扩大南极科考能力，本身符合一个大型科研国家持续投入极地科学的逻辑。中国方面也表示，其南极活动将严格遵守南极条约体系。

但与此同时，南极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放进全球战略竞争的坐标系中。资源、航运、渔业、气候变化、海洋保护以及未来治理规则，都可能与国家利益产生交集。科研能力因此不再只是科研能力，它也会形成一个国家参与规则制定、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长期存在的现实基础。

这也是澳大利亚反应值得关注的地方。它真正需要面对的，或许不是判断某一座中国科研站“有没有军事目的”，而是重新思考自己在南极体系中的角色：当中国能够越来越独立地进入南极、运输物资、开展科研和维持通信时，澳大利亚过去依靠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形成的门户优势还能保持多久？

南极最大的特殊性，恰恰在于这里至今仍然存在一套以和平利用、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为核心的治理制度。中国增加科研站，澳大利亚提出安全关切，都可以进入这套制度框架解决。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科研能力本身，而是当所有国家都开始用安全竞争的眼光重新解释科学活动时，南极是否会逐渐失去它最珍贵的东西——让不同国家能够在政治分歧之外，共同面对一个属于全人类的自然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