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战役抓到的最大一条鱼不是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那位军长如果赶上秋收起义，最后能授大将还是上将？

莱芜战役究竟歼灭了多少国民党军队，双方统计数字并不相同，我方统计的数字是“歼灭第四十六、第七十三两个军六个师及第十二军一个师共七个师（旅）五万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和第二十八辑刊发的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和李仙洲《莱芜战役蒋军被歼始末》统计的则是另一个结果。

莱芜战役被歼灭蒋军是五万六还是六万多，是双方统计标准不同，在莱芜战役中抓到的最大的一条鱼是不是李仙洲，也有人有不同看法。黄埔一期的中将副司令李仙洲并没有“本部人马”，而另一中将被抓，则是意义重大——老蒋会很心疼，我将领也会觉得不虚此行：终于抓到你了！

莱芜战败的消息传到济南，王耀武悲叹：“国民党军在莱芜战役中被歼灭六万多人，这一惨败不但使济南的人心恐慌不安，也震动了南京和吓慌了蒋介石。”

李仙洲证实：“国民党的七个师全部敌歼，蒋军的高级军官除整编第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当时生死不明、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率该师的残余数人逃回济南及第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外，其余全部被俘。”

当年国民党军队建制混乱，仅以师为例，就至少有整编师、新编师、暂编师、师四种，整编师相当于军，有时候“青年军”的一个师也相当军，比如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邱行湘，从九十四军五师师长改任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就属于“升任” ，他是不是从少将晋升中将，也有不同说法。

敌我双方在回忆莱芜战役参战部队的时候，称呼也不同，比如韩练成的部队，有的说是整编四十六师，有的说是四十六军，至于蒋军在莱芜战役的损失，我方只统计打死打伤和俘虏敌军数量，而对王耀武来说，战败溃逃的也算他的损失，于是就有了五万六和六万多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都对——有四五千蒋军逃离莱芜而没有回济南，或者那四五千人马只存在纸面上，空饷被各级军官吃掉了。

李仙洲在王耀武为司令官的第二绥靖区，并没有太多实际兵权，这个黄埔一期的老大哥给三期的学弟王耀武当副手，是不折不扣的配角，“山东三李不如一王”，指的就是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和王耀武，他们在抗战中都任集团军总司令，抗战结束后都在山东带兵：曾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延年曾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兵团司令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李玉堂曾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十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绥靖总司令；王耀武曾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司令官，被俘时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保安司令部司令、山东省军管区司令。

李仙洲除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之外，并没有其他兼职，他那个拥有两个军、五个师的二十八集团军也缩减为只有三个乙种师的一个军，而且没让李仙洲兼任军长。

李仙洲带往莱芜的部队，并不完全听李仙洲的命令，陈诚和王耀武都可以遥控指挥，李仙洲在回忆莱芜战役时，多次强调是打是跑，都是王耀武按陈诚的指示下命令：“每日各部的行止，均电报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部。（1947年2月）19日早4时，奉王耀武电令，着整编第四十六师即由新泰撤回颜庄，前方指挥所及第七十三军撤至莱芜县城及其附近地区……20日，奉王耀武电令……21日晨，奉王耀武电令……21日晚，接到王耀武的电令……我们此次失败，主要是国防部战略指导错误。王耀武先生干涉下面太严，他直接给军、师甚至团下命令，我在前方有时也不知道。”

李仙洲把锅甩给王耀武，也能从侧面证明他在莱芜战役中起到的作用有限，整编第四十六师师长（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是地下党员，他的“失踪”拖住了李仙洲逃跑脚步，也让所属部队失去指挥，真正有作战能力的，还是韩浚的七十三军，那可是王耀武在失去张灵甫整编七十四师（原七十四军）后最“精锐”的部队。

我们看电视剧《特赦1959》，那里面王耀武的绝对小弟叶立三，有一部分经历就是以韩浚为历史原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抓住韩浚比活捉李仙洲意义还大——李仙洲只是王耀武的备胎，韩浚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条大鱼。

韩浚和文强（刘安国）、张淦（蔡守元）在《特赦1959》中都用了化名，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几个人身份都比较特殊：张淦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心腹爱将，李宗仁接见特赦的原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还问他有没有在战犯管理所欺负张淦；文强和韩浚，没转换阵营前，在我方都担任过相当高的职务，文强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后来还当过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

韩浚要不是被捕获释后与上级失联，可能任职比文强还要高——文强因为是师直属特务连连长而军衔为少校，他那位姓林的黄埔四期同宿舍林同学，因为是普通连长，军衔只是上尉，当时林见了文是要先敬礼的。

黄埔四期的文和林在南昌起义时都是连长，韩浚则至少是副团级甚至副师级干部了，但他既没赶上南昌起义，也没赶上秋收起义，而他当参谋长时的团长、师长卢德铭，则参加了秋收起义并担任总指挥——秋收起义的领导者是谁，是不用笔者介绍的，如果韩浚赶上了秋收起义，那肯定是要担任起义部队副总指挥或参谋长的（《战地丰碑》一书说原本是拟定韩浚任副总指挥的）。

1977年，秋收起义50周年，有关部门要给二十二岁牺牲的卢德铭烈士建纪念碑，有关人员找到了时任湖北省政协委员、已经85岁高龄的韩浚。

韩浚清楚地跟外调人员回忆了当年自己和卢德铭并肩战斗及意外分离的经过：当年他们的部队叫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也叫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是二十二岁的黄埔二期生（中山先生亲考特批）卢德铭、团政治指导员是二十六岁（有史料说是二十七岁）的辛焕员、参谋长是三十三岁的黄埔一期生（在校期间入党，后去苏联学过军事）韩浚。

1927年8月1日深夜，卢德铭收到周逸群（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的电报，说南昌已经起义了，卢接到电报后与辛焕员、韩浚研究决定马上开赴南昌，部队赶到奉新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警卫团只好转战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江西修水一带休整。

警卫团在修水与湖北省委取得联系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此事在韩浚写的《从警卫团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中有详细记载），为了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卢、辛、韩等人秘密来到武汉向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女中央局委员，1928年3月20日被捕，同年5月1日就义）汇报工作，向警予指示他们速返修水带领部队参加秋收起义，并指示他们组织一个指挥部，由卢德铭任总指挥。

在返回修水途中，三人遭到地方民团袭击，辛焕员牺牲、韩浚被捕，卢德铭在当地农会干部的护送下回到修水，参加了秋收起义并担任了总指挥。

韩浚被关押了两个月才被保释，既没赶上南昌起义，也没能参加秋收起义，他被唐生智释放后，秋收起义部队也已转移，韩浚彻底与组织失联，而当年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中，出了一位元帅、一位大将、七位上将、八位中将、六位少将，如果韩浚参加了秋收起义并担任副总指挥或参谋长，1955年会授哪级军衔，简直不敢想象。

韩浚与组织失联后，辗转被老蒋招揽，并灿姐了对红军的“围剿”，还“因功”逐渐升任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师长、七十三军军长，他的七十三军也成了王耀武最倚重的全美械精锐部队之一，与张灵甫并为王耀武左右手，受信程度还在李天霞、李仙洲之上，在解放军眼里，他已经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大鱼了。

韩浚在《莱芜战役回忆片断》中回忆，他是一直顽抗到了最后，并且一心想逃回济南去见王耀武：“我们走了三四个小时，天黄昏时，弃马徒步前进。虽然一天没有吃饭，走了将近五六十华里，并不觉得疲倦。”

韩浚亡命奔逃，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被俘的命运，当年的美械精锐军中将军长，可比一个空头绥靖区副司令“值钱”多了——当年很多军长都兼任绥靖区或兵团司令，没有自己的部队，副司令基本没有话语权。

韩浚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原本有可能担任秋收起义副总指挥或参谋长，最后却以敌军中将军长身份被俘，特赦后也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回了湖北，可能也有无颜面对故交的——韩浚在警卫团当参谋长时，罗荣桓元帅是特务连党代表，谭政大将是第九连文书、第二营营部书记（文员），开国上将陈伯钧、陈士榘、黄永胜级别最高的是排长，更多将军当时只是战士。

这样看来，莱芜战役抓到最大的一条鱼，并不是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李仙洲，这也给读者诸君出了一个难题：被俘的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如果不被捕，或早一点获释并赶上秋收起义，最后能授大将还是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