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广东东部连日暴雨,陶铸在广州听到灾情报告后,立即赶往机场,准备乘飞机查看揭阳、汕头一带的受灾情况。那天,他要见的不是来访客人,而是一支刚刚抵达的空军救援机组。
广东多地雨势异常凶猛,河流水位接连突破旧纪录。榕江沿岸村庄被洪水切断,农田、道路和民房浸在水中,许多人只能爬上屋顶或躲到高处。灾民缺粮,交通中断,地方干部的汇报也很难完整反映现场状况。
陶铸长期在广东工作,习惯把情况弄到一线去核实。此前,毛泽东到广东视察时曾问起他走访县城的情况。陶铸回答,省内一百多个县,他已经去过一百零四个。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行程多,更说明他处理政务时不愿只看材料。
洪水来得太快,常规调查已经跟不上变化。哪里还有道路,哪里需要转移,哪些地方困着群众,都必须从空中迅速判断。得知空军派来支援,陶铸决定亲自上飞机,和广空负责人一道查看灾区。
机组负责人施丽霞来自上海,经过空军航校训练,后来在运输航空部队和独立团工作。她曾接受过中国、日本、苏联飞行教官的训练,在当时的女飞行员中经验颇为突出。面对这样的紧急任务,她带队抵达广东,没有耽搁时间。
陶铸与施丽霞见面时,只是匆匆握手,随后转身登机。有人或许觉得这个举动过于冷淡,可当时灾情压在眼前,简单寒暄在他看来都显得多余。
“先看榕江沿线。”
飞机起飞后,陶铸让机组改变原定航线,向东飞行,并沿着河道降低高度观察。机翼下,山岗、屋顶和堤岸上挤满了人。看到飞机经过,受困群众不断挥手,有人举起衣物,有人站在水边呼喊。
水面上的景象更加严重。被冲散的房屋漂在河中,树木和杂物顺流而下,洪水覆盖了熟悉的村道。飞机上的人一时都没有说话,陶铸坐在驾驶舱附近的吊袋上,目光始终落在下方。
当飞机掠过一处高地时,成片灾民向空中求救。陶铸没有发出指令,只是盯着那里看了很久,眼眶渐渐湿润。对一名负责全省工作的干部来说,这种震动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眼前一个个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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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返回广州后,陶铸没有停留,马上安排后续行动。张副司令担心汕头机场被洪水围困,决定让施丽霞再次起飞侦察。已经接近中午,机组顾不上吃饭,重新检查飞机后直奔汕头。
临近机场时,电台始终无人应答。机场可能断电,也可能已经完成撤离。施丽霞绕场观察,发现跑道并未全部被水淹没,但积水使降落风险大大增加。张副司令判断可以尝试着陆,机组只能在极短时间内作出选择。
施丽霞操纵飞机贴近跑道,避开积水区域,最终安全落地。机场里没有发现人员,说明被困官兵已经转移。确认情况后,机组没有久留,随即返回广州。
回到基地,救援重点转为空投。陶铸根据空中侦察结果,指定受困群众集中的山头和高地。施丽霞降低飞行高度,抓住风向和距离,把成包物资投向目标区域。粮食和药品从空中落下,解决了部分灾民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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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轮任务结束后,陶铸再次见到施丽霞。这一次,他特意提起初次见面时的举动:“刚见面就转身走,是我失礼了。救灾要紧,多谢你们。”
施丽霞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对机组而言,飞行、侦察和投送才是当务之急。那场洪水留下的,不仅是被冲毁的房屋和农田,也让一套结合空中观察、紧急降落与物资投送的救灾办法得到实际检验。
从1951年至1966年,陶铸在广东工作生活了十五年。1959年的这次空中察灾,只是其中一个片段,却把他的工作方式表现得很清楚:灾情发生时,不能停在会议室里等消息,必须到现场看,到群众被困的地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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