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8年春，西安城外，饥民正在寻找能入口的野菜，而城中一些空地却开满了罂粟花。一个外地商人看着花田问：“粮食紧缺，为什么还要种这个？”旁边的农户只回了一句：“不是想种，是不种就要吃亏。”
这句答话，恰好揭开了陕西近代烟祸的一个关键：许多农民并非一开始就主动放弃粮食，而是在军阀摊派、税收压力和高额利润的夹缝中，被一步步推向了罂粟田。
罂粟并非中国原产。早在唐代，米囊花已经出现在诗文和园圃中，但那时主要作为观赏植物或药材使用。把罂粟乳汁加工成鸦片，并将其变成大规模贸易商品，则是近代海上贸易扩张后的结果。明清之际，鸦片逐渐进入中国沿海，到了18世纪，吸食和贩运才形成较大规模。
1729年，清政府颁布禁烟令，严禁民间吸食和贩卖鸦片。遗憾的是，禁令没有挡住走私利益。鸦片战争后，外国鸦片输入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清廷内部又有人提出“以土抵洋”，主张扩大本土种植，用国产烟土抵消白银外流。
这套说法听起来像是权宜之计，实际却打开了更大的缺口。地方官府可以从烟税中获得收入，军队可以借此筹款，商人能够牟利，种植者也能在短期内得到远高于粮食的回报。于是，禁令与征税并存，越禁越乱，越收越广。
陕西关中平原，恰好具备罂粟生长所需的条件。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日照较足，又有渭河及其支流灌溉。渭南、泾阳、武功、凤翔等地，后来都曾成为重要烟区；陕北部分县份和汉中一带，也出现过规模不小的种植。
有意思的是，陕西的优势本来属于粮食。关中被称为“八百里秦川”，麦、粟、豆类长期维持着地方人口。烟苗一旦大量挤占耕地，粮食生产便会受到牵连。罂粟还比较耗费地力，连续种植后需要更换土地，农户为了保住烟苗，往往要投入更多肥料和劳力。
清末陕西的种烟规模究竟有多大，因统计口径不同，数字并不完全一致。部分材料估计，全国年产土烟约达数十万担，陕西约占六分之一。这个比例未必能覆盖所有年份，却足以说明陕西在全国烟土生产中的位置。所谓“全省各县都有种植”，更接近对普遍现象的概括，并不意味着每个县的面积和产量完全相同。
吸食者也随之增加。1906年，陕西地方官员向朝廷报告烟民数量，记载达到二十万人左右。这个数字主要反映登记和估算情况，实际人数可能因隐瞒、流动和统计能力有限而有所出入。武功等地甚至出现妇女吸食鸦片的记载，烟馆则在一些城镇和交通要道聚集。
民国初年，局面没有明显好转。北洋政府缺乏足够的地方控制力，陕西政局几经变动，军费和军粮始终是各方势力的难题。陆建章、陈树藩、刘镇华等人在陕西活动期间，都曾不同程度地利用烟税或烟土筹集经费。陈树藩主政时，地方设置专门机构管理种烟，烟土不再只是商人的生意，也成为军政体系的财源。
烟税收入之所以诱人，正在于它来钱快。刘镇华控制陕西部分地区时，相关材料曾记载烟税达到一千五百万大洋，而全省农业收入仅七百多万大洋。两组数字的统计范围和年份未必完全一致，不能机械比较，但它们反映出的差距十分明显：在某些时期，烟土收入足以超过传统农业。
利润一高，种植选择便发生变化。有人把麦田翻掉，改种罂粟；有人把城郊空地、庙宇周边甚至道路两侧都利用起来。关于西安大小雁塔附近种满罂粟的记载，确实见于民国时期的社会描述，但“皆是罂粟”更像带有夸张色彩的形容，不能理解为两座古塔周围每一寸土地都被烟田覆盖。
真正严重的地方，在于粮食与烟土形成了直接冲突。1928年至1930年，陕西遭遇持续旱灾，关中、陕北多个地区粮食短缺，灾民流动加剧。若耕地早已被烟苗占用，灾年便缺少可以立即补种的粮食；若地方财政又依赖烟税，禁种就会牵动军费和官费。农民、官府与军阀都被套进了这张网里。
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推行禁烟和限种措施，陕西的烟土生产受到压缩，但各地执行并不一致，地方势力、商人和隐匿种植仍然存在。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政权接管、土地整治和禁烟行动持续推进，长期盘踞于乡村城镇的烟馆、烟土交易和大面积种植才逐步被清除。那片曾被高价利益牵引的土地，重新回到粮食生产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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