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8年前后，湖南长沙一带，清末刽子手邓海山突然失去了活计。官府不再像从前那样公开使用斩首，他手里的大刀被搁在角落，曾经赖以谋生的本领，转眼成了无人愿意提起的污点。
关于邓海山的记载，主要见于近现代地方资料和后来的报刊文章，细节并非全部能够相互印证。但“清末刽子手”“行刑数量众多”“晚年困顿”这些说法，长期流传下来，也折射出旧式刑罚执行者的特殊处境。
邓海山出身贫寒，没读过多少书，也没有进入官府谋生的门路。传闻中的他身材魁梧，性情强悍，却不愿意长期做苦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穷人若没有土地、手艺和人脉，能选择的道路并不多。
有人便劝他去学刽子手。
这份差事报酬不低，一次行刑据说能得数两银子，远超普通短工的收入。更关键的是，愿意干、敢干的人很少。邓海山权衡许久，还是找到了当时的行刑师傅佟绍箕，提出拜师请求。
师傅没有立刻答应。
旧行当收徒，看的不只是力气，还要看胆量。传说佟绍箕让他独自住进一间被人称作“闹鬼”的屋子，观察他是否惊惧退缩。邓海山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照常回来。随后，他又被带去观看行刑现场，面对血腥场面仍没有逃走，这才被认为具备入门资格。
真正的训练，从挥刀开始。
行刑用刀厚重锋利，要求出手迅速，落点准确，不能反复补刀。邓海山先练臂力和腕力，再对着冬瓜上的刻线下刀，要求切口平整。另一项练习更加细致：对着燃香挥刀，既要削断香体，又不能碰断香芯，还要让火星熄灭。
这类训练带有传说色彩，却说明了一个事实：刽子手并不是简单地“抡刀砍下去”，而是被旧制度训练出来的专门执行者。刀法越稳，受刑者承受的时间越短，行刑者也越容易获得认可。
行当里还有不少仪式和禁忌。行刑前要祭拜皋陶，有人会用鸡血、香火和白酒进行所谓辟邪；行刑结束后，不能回头回应身后呼喊，还要回到衙门接受驱邪仪式。这些做法未必具有实际作用，却反映了刽子手自身的恐惧：他们执行的是官府命令，承担的却是民间眼中的“杀孽”。
邓海山出师后，很快有了名气。有人希望他出手利落，少让犯人受苦；也有人托关系送礼，只求刀口不要过于整齐，好让家属收殓时方便处理。行刑因此不只是冰冷的公事，也夹杂着家属的哀求、衙役的催促和执行者的取舍。
民间传说中，刽子手有“杀人不过百”的规矩。有人认为，超过九十九人便会带来灾祸，也有人说这是师徒之间的约束，防止执行者把行刑当成长期谋生的唯一道路。邓海山据说在砍下第九十九颗头颅后，曾经犹豫过。
“师父说过，到了这个数，就该收手。”
这句话究竟是否真实，已经难以考证。传说却把他的困境说得很直白：不干，便没有收入；继续干，就等于主动跨过一道心理界线。后来，官差不断催促，赏钱也一再增加，邓海山最终还是拿起了刀。此后，他不再把那条规矩当回事，行刑数量据说超过三百。
钱来得快，代价却慢慢显现。
邓海山曾想凭积蓄娶妻，但媒人几次收下礼物，始终没有带来消息。有人当面说，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这番话未必出自某位具体媒人，却符合当时社会对刽子手的普遍排斥。即使他有钱，也很难获得正常家庭生活。
清末社会动荡，旧刑罚也在变化。进入民国后，斩首逐步退出正式刑罚体系，1918年前后，邓海山失去了原有差事。年纪已大，又没有别的手艺，曾经最值钱的本领，反倒成了重新找活的障碍。
据传，他后来试图进入寺院，却被拒绝。有人说主持认为他杀戮太重，也有人认为寺院只是无法接纳一个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人。无论细节如何，邓海山确实陷入了孤立状态：官府不再需要他，普通人不愿接近他，婚姻和家庭更无从谈起。
晚年的他长期饮酒，身体逐渐垮掉。关于他常做噩梦、梦见无头尸体追赶自己的说法，带有明显的民间叙事色彩，不能当作确凿史实。不过，一个长期执行死刑的人，在失去身份和收入后承受精神压力，并非难以理解。
钱花光以后，他据说流落街头，靠乞讨和捡拾食物度日。有人认出他的身份，便不愿施舍，甚至驱赶他。最终，这位曾在刑场上挥刀的人，孤零零地病死在长沙郊外。曾经一刀值数两银子，到了生命末段，却连一处安身之所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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