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月15日，贵州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幢二层小楼里开始。红军刚刚经历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部队急需回答一个问题：接下来，究竟该怎样走？
这场会议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它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更换了军事指挥方式，更在于党内开始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重新审视过去的决策。只是身处会场的人，当时未必能看清这一转折的全部意义。
会议讨论中，凯丰的态度格外引人注意。他没有赞成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批评，反而认为红军失利主要是敌我力量悬殊所致。在许多历史叙述里，他因此被称作遵义会议上唯一明确支持博古、李德的参会者。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江西萍乡。青年时期，他接受过较好的新式教育，1925年进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代风云很快把他推向社会运动，五卅运动和北伐时期的经历，使他逐渐确立了革命立场。
1927年，凯丰加入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当时党内较早接触系统政治理论的一批青年。留苏经历给他带来了理论训练，也形成了鲜明的思维习惯：重视书本原则，强调理论上的严密性。
1930年回国后，凯丰与博古相识。由于凯丰尚未正式入党，博古曾担任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样的关系，使二人在政治上很早就建立了联系。后来，凯丰进入团中央宣传部门工作，逐步展现出较强的组织和文字能力。
到中央苏区后，他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面对日本侵略扩大和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政策，凯丰组织青年开展宣传活动，撰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做法。第五次反“围剿”前，他还参与动员苏区青年参军，少共国际师的组建便与这类工作有关。
问题出在军事判断上。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博古、李德过分依赖阵地战和正规战经验，忽视了红军长期形成的机动作战传统，部队因而付出沉重代价。凯丰与他们同属留苏干部群体，对这套指挥方式有较强认同，一时没有把失败归结为军事路线问题。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对过去的军事指挥提出批评。凯丰则认为，中央不可能在军事路线上犯根本性错误，红军失败主要是因为敌人过于强大。
据有关回忆，毛泽东当场指出，敌强我弱固然是事实，但此前红军曾以较少兵力粉碎国民党的多次“围剿”，真正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中国革命的特点。争论中，凯丰还以毛泽东熟悉《三国演义》而非军事理论著作为由进行质疑。毛泽东反问他是否真正读过《孙子兵法》，凯丰一时无言。
这段对话后来被反复讲述，但不能把遵义会议简单理解为一场口才较量。会议最终形成的判断，依靠的是长期作战结果、各方面经验以及现实局势的共同印证。周恩来等人推动会议继续讨论，中央领导和军事指挥问题也由此发生重大调整。
凯丰并没有立刻完成思想转变。会后，他还曾试图说服聂荣臻支持博古。随着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新的战略分歧出现，他逐渐认识到机械照搬经验的危险。在两河口会议以及之后的北上问题上，凯丰转而支持中央确定的战略方向，并批评另立地方性政治机构的主张。
这段变化很重要。凯丰并非一个只会盲从的符号，他有过判断失误，也有修正错误的过程。长征以后，他主要从事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歌词，便出自他的笔下。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宣传部门副部长，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病逝。
尴尬发生在多年以后。凯丰的儿子何明曾到遵义会议旧址参观，讲解中把凯丰过度塑造成一个单纯反对毛泽东的人物，使他感到不适。何明认为，父亲确实在会议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也说过偏激的话，但这属于党内讨论中的认识分歧，不能因此抹掉他后来修正立场和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事实。
后来，何明再次到遵义，并向有关方面提供凯丰的照片和资料。他曾表示：“历史人物不能只剩下一个标签。”这句话并非替凯丰否认错误，而是希望讲解能够保留人物的复杂性。
类似情况也曾出现在重庆南方局旧址的陈列中。凯丰的形象起初只出现在不显眼的集体照片里，何明对此提出意见。随着相关研究和传记资料逐步整理，凯丰在宣传工作、长征经历以及遵义会议中的真实位置，才得到更多补充。人物有功有过，正是历史材料需要呈现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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