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4月11日，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正在为万隆会议奔忙时，一架从香港起飞的客机在南海上空失事。机上人员几乎全部遇难，外界很快把这场惨案与周恩来的出席计划联系起来。
这架飞机名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原定从香港飞往雅加达，再转赴万隆。机上有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周恩来却没有登机。正是这个看似临时的变化，使他避开了那场精心策划的袭击。
万隆会议并非一次普通的国际聚会。朝鲜战争结束后，新中国迫切需要打破外交孤立，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已经展现出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的能力。到了1955年，亚非国家邀请中国参加会议，周恩来判断，这是一次必须抓住的机会。
准备工作十分紧张。他刚做过阑尾手术，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便重新投入会务安排。代表团的交通、发言、接待以及安全，都要逐项核实。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有人似乎在打听代表团行程，机场周边也出现了异常动静。
周恩来起初认为，情报可能只是威胁，也可能是对方故意放出的烟雾。公安部门随即派人赴香港核查，但没有立即取得确切证据。对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周恩来说，没有证据就不能仓促下结论，可没有证据，也不等于危险不存在。
邓颖超得知情况后，仍把消息转告了毛泽东。这个细节很关键。周恩来重视工作纪律，不愿因一条未经证实的线索影响整体部署；毛泽东则熟悉国民党方面的行事方式，知道对方可能选择在国际会议前制造震动。
据有关回忆，毛泽东曾在深夜通过内线电话召周恩来前来商谈。周恩来进门后，毛泽东少见地称他为“翔宇兄”。这个称呼，是周恩来的字。两人多年并肩工作，毛泽东重新这样称呼他，气氛自然不同寻常。
毛泽东问：“情况究竟怎样？”
周恩来回答：“目前看，像是恐吓性的消息，香港核查也没有结果。”
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沉默思考。随后他提出，万隆会议必须参加，但不能把全部安排押在同一条航线上。这个决定，实际上改变了代表团原定的行动方案。
周恩来不再从香港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而是率主要成员先赴昆明，再经缅甸前往雅加达。代表团其他人员仍按原计划行动。表面看，这是一次交通调整；实质上，却是把政治任务与安全安排同时保住。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数小时后，飞机在海上爆炸坠毁。后来调查显示，爆炸并非普通机械事故，炸弹应是在飞机停场期间被人安放。英国殖民当局和印度方面都参与了后续调查，案件长期受到国际关注。
关于幕后人员，历史资料普遍指向台湾方面的情报系统，并认为有人在香港机场内部实施了炸弹安放。但具体执行者、指挥链条以及资金细节，后来存在不同说法，不能把未经充分证实的传闻全部当成定论。
消息传到北京时，周恩来正在昆明等待缅甸方面的飞机。他很快获悉失事消息，代表团成员劝他暂缓前往。周恩来没有改变决定，只是要求大家压缩行李，尽量减少飞行负担，并把途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反复推演。
4月17日，周恩来到达雅加达。次日，他在陈毅等人陪同下出席万隆会议。面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他没有急于争辩，而是把重点放在共同利益上，强调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
周恩来的发言时间不长，却起到了稳定会场气氛的作用。原本对中国抱有戒心的代表，开始愿意直接接触、交换意见。会议之外，他还亲自过问“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人员的善后，要求妥善保存遇难者遗骸和遗物。
这场袭击没有阻断中国代表团的脚步，反而使安全决策与外交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坚持会议必须参加，周恩来则用一套灵活而谨慎的安排，避开了危险，也没有让对方改变中国在万隆的发言位置。
4月24日，万隆会议闭幕。周恩来完成了既定任务，也为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打开了局面。那通深夜电话、那句少见的“翔宇兄”，留在这段外交史中，背后对应的并不是一句称呼，而是一项在危险逼近时作出的关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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