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8月，北京。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面对邓小平，谈话没有停留在礼节性的寒暄上，而是很快转向中国刚刚经历的政治风波。她的问题尖锐，甚至带有明显的试探意味：江青究竟是怎样的人？她与毛泽东又是什么关系？
这场谈话之所以引人关注，不只因为提问者以敢问著称，更因为邓小平刚刚恢复重要职务不久，中国也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关键阶段。怎样评价江青，既涉及个人责任，也牵连对那段历史的判断，回答稍有偏差，便容易被理解成对毛泽东的否定。
邓小平没有顺着问题简单作答。他把江青的个人行为同毛泽东本人区分开来，指出江青曾借用毛泽东的名义和影响力行事，但不能因此把她的行为全部归到毛泽东身上。这个处理看似简短，实际划清了两层责任：一层是政治人物自身的作为，另一层是历史领导人的功过。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生前也曾多次提醒身边人，江青不能代表他，只能代表她自己。这句话并非替江青开脱，反而说明当时高层已经注意到她借助特殊身份扩大影响的问题。邓小平在法拉奇面前强调这一点，显然不是临场推脱，而是基于长期政治观察作出的判断。
邓小平与江青的矛盾，并非始于1976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重要职务，长期处于被审查和批判状态。1973年，他重新参加中央工作，承担起恢复经济秩序、处理日常政务的重任。对江青等人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有实际工作经验、又坚持按制度办事的人重新回到权力中枢。
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邓小平在联合国的发言，集中阐述了中国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看法，产生了较大影响。江青一度对此表示反对，担心邓小平借此提高政治声望。毛泽东得知后，明确表示这是自己的意见，反对的声音才没有继续扩大。
转折出现在1975年。周恩来病重后，国务院工作需要有人主持。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在同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入新的领导岗位，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那时的邓小平已经71岁，但工作强度极大，整顿铁路、工业、军队和机关作风，试图让长期混乱的秩序恢复运转。
这触动了江青等人的利益。以“反经验主义”为名的批评，很快转向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影射。邓小平并不擅长用口号回应，而是更看重办事效率和制度秩序，这种作风与江青一伙强调政治姿态的方式存在明显冲突。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提出批评，指出不能搞小宗派，要求加强团结。会议释放出的信号很清楚：即便存在分歧，也不能把个人集团凌驾于组织之上。遗憾的是，这种约束并未彻底消除双方的冲突。
江青等人随后抓住邓小平不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反复向毛泽东进言。邓小平认为，工作不能靠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推动，国家建设需要稳定的组织体系和正常秩序。这个判断后来成为他再次遭受冲击的重要原因。1976年4月，他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政治生涯又一次跌入低谷。
那段时间，邓小平没有公开进行激烈反击，而是把许多意见留在谈话和书面材料中。对他来说，争论并不只是个人进退，更关系到国家机器能否重新运转。因此，江青及其同伙在他心中的形象，也不只是一个具体人物，而是政治生活失序、个人权力膨胀的集中体现。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采取行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隔离审查，持续多年的政治动荡由此结束。此后，江青一案经过审理，相关罪行被依法认定。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后，对这段经历仍保持着相当克制的表达，但在评价江青时，并没有刻意替她保留情面。
至于“零分以下”这句回答，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很广，也因此形成了文章标题中的说法。不过，公开流传的采访转述与完整文字记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所有网络版本都当作逐字原话。可以确认的是，邓小平对江青的政治评价极为严厉，认为她利用特殊身份制造混乱，给国家和党造成了严重损害。
法拉奇追问分数，实际上是在逼邓小平作一个简单判断；邓小平的回答之所以被反复提起，正因为它没有陷入私人恩怨的叙述，而是把问题拉回政治责任。所谓“零分以下”，真正刺耳的地方，不在数字，而在于它否定了江青为自己行为寻找任何政治遮蔽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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