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8年11月7日，沈阳，辽宁省委为项与年举行追悼会。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到场致哀，却注意到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项南和夫人也来了。按常理，两人似乎没有交集。任仲夷悄悄问道：“你和梁老是什么关系？”项南停了一下，只回答：“他是我亲爹。”
会场里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多。项与年长期使用“梁明德”这个化名，许多老同志只认得梁老，不知道他的本名，更没想到项南就是他的儿子。
这段关系之所以隐秘，并非父子有意疏远，而是地下工作留下的特殊痕迹。1894年出生于福建连城的项与年，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影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派往南洋开展工作，因组织工人运动被捕并遭驱逐。
那时，妻子王村玉在家中照料孩子，儿子项崇德，也就是后来的项南，还年幼。家里只知道父亲出门谋生，并不清楚他正在从事什么。项与年偶尔回来，停留时间很短，家庭生活始终被工作切割开来。
1927年以后，项与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曾以公开身份掩护组织活动，并创办复生小学。家中经常有陌生人出入，孩子们一律称他们为“表叔”。这些人却习惯叫项与年“老梁”。
有一次，项崇德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大家都这样称呼。项与年脸色一沉，妻子王村玉也赶紧制止孩子：“少问，记住就行。”在那个年代，多说一句话，可能便会给一家人带来危险。
1932年，项与年化名梁明德，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1934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相关部署被地下人员获取。项与年与莫雄设法将情报编入密码，藏在四角号码字典中。
为了避开搜查，项与年化装成乞丐，甚至敲掉四颗门牙，辗转将情报送到瑞金，交给周恩来。这份情报关系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对突围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他继续隐蔽在敌占区工作，身份更加不能公开。
父亲远在暗处，项崇德也在另一条道路上成长。1932年，他已经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时曾遭逮捕，获释后改名项南，辗转到香港，再进入苏北新四军。父子二人都在革命队伍中，却因改名、分散和保密，始终没有相认。
1943年，苏北根据地进行审干时，项南甚至说不清父亲的情况。他只知道父亲在上海时常有客人来往，可能是做生意的。有人提醒他，父亲也许从事地下工作，他只能谨慎地回答：“可能是吧。”
这种回答并非推诿。地下党员的身份不能随便透露，许多家庭成员也被蒙在鼓里。王村玉承受的压力更大。她曾因秘密联络点暴露被捕，女儿也在狱中患病。获释后，母女回到福建，女儿后来因病去世，王村玉只得靠劳作和乞讨辗转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寻找失散亲人成为许多革命家庭的难题。一次老区慰问活动中，王村玉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名单转送各地后，项南偶然发现母亲的名字，才把她接出闽西山村。
项与年也一直在寻找儿子。他只记得当年曾托上海友人照料孩子，后来得知儿子可能在皖北工作，便写信向曾希圣求助。曾希圣只知道那位老战友叫梁明德，便让项南查找姓梁的干部。
线索逐渐集中到上海八仙桥、福建籍贯和一儿一女。曾希圣又问项南，小时候是否见过一个留胡子的叔叔。项南端详许久，忽然认出眼前人：“胡子叔叔？”曾希圣这才确认，面前的项南正是老战友梁明德的儿子。
1953年，项南到北京开会，父子终于在颐和园相见。分别十多年后，他们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聚。但两人都承担着繁重工作，见面并不频繁，父子关系也一直保持低调。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福建龙岩病逝，享年84岁。项南当时正准备随中国农机代表团出国考察，只能先按计划登机，由妻子代为料理后事。直到辽宁追悼会举行，他才出现在众人面前，于是有了任仲夷那句意外的询问。
后来，项南先后主持福建重要工作，并参与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只是那场追悼会上的一句“他是我亲爹”，让这对长期隐姓埋名、聚少离多的父子，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留下了清晰而真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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