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创造性转化 | 社会科学报

乡村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族群记忆、社会规范与地方认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与生活方式变迁，这一文化形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其核心症结在于文化空间的坍缩与异化。乡村体育文化空间的兴衰，本质上取决于功能能否与当时社会需求相耦合。因此，乡村体育文化空间的创造性转化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锚定其功能坐标。

原文 ：《乡村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创造性转化》

作者 |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 洪邦辉

图片 |网络

体育文化空间，广义上指体育文化从产生到发展所依托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狭义上则指特定时间内举行各种体育文化活动及仪式的特定场所。在传统乡村社会，庙会、节庆、宗族仪式等构成了民间武术、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等体育活动的原生环境，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更是意义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载体。当前，这一空间正遭遇三重危机：其一，主体性消解。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留守群体难以承担文化传承的主体责任，传统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受众群体急剧萎缩。其二，空间场域坍缩。传统村落空心化、公共空间废弃化，以及现代娱乐方式的替代效应，使得原本依附于特定自然与人文环境的体育活动失去展演土壤。其三，代际传承断裂。年轻一代对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淡化，口传身授的传承链条在数字化、快节奏的生活中难以为继。这些危机相互叠加，形成“人走艺绝、场毁俗变”的恶性循环。

面对这一困局，各界紧扣文化惠民提质增效的本质要求，已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乡村发展等视角展开讨论，力图在历史纵深、实践场域与技术前沿的交汇点上探寻乡村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重构之道。

厘清乡村体育文化空间的演进逻辑

农耕文明时期，乡村体育文化空间高度依附于自然节律与宗法秩序。诸如春节舞龙、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等活动，既是农事周期的时间节点，又是村落共同体凝聚的空间展演。这类空间具有鲜明的在地性、仪式性与全民性，承载着祈福禳灾、伦理教化、社群整合等复合功能。明清以降，随着人口流动与商品经济发展，庙会武术、镖局文化等衍生出半职业化的体育空间形态，空间功能从纯粹仪式向娱乐、竞技与经济交换扩展。

进入20世纪，国家大力发展乡村体育文化。传统活动被赋予“强国强种”“移风易俗”的新使命，空间从宗族祠堂、村庙走向学校操场、公共广场，功能转向政治动员与国民身体规训。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与城镇化的冲击下，乡村体育文化空间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被旅游开发征用，成为“舞台化”展演的商品；另一部分则因人口外流而迅速萎缩，沦为记忆中的风景。

由此可见，乡村体育文化空间的兴衰，本质上取决于其功能能否与当时社会需求相耦合。传统体育文化空间若仅存形式而丧失服务现实生活的功能，那么走向衰亡就难以避免。因此，乡村体育文化空间的创造性转化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锚定其功能坐标。

秉持活态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路径

众所周知，破解乡村传统体育文化存续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活态传承，即让传统体育文化在当代生活实践中“活”起来，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需要从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与传承场域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首先，重塑多元传承主体。针对主体性消解问题，应建立“传承人—新乡贤—青少年”三级梯队。传承人作为核心技艺与仪式的持有者，需通过数字化记录、生活补贴与荣誉授予等方式予以抢救性保护；返乡创业者、退休教师、文化志愿者等新乡贤群体可充当组织者与阐释者，将传统体育融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青少年则是代际接续的关键，可通过“非遗进校园”“乡村体育研学”等形式，将传统体育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与课外活动，培育文化认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作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场域，其整体性保护要求将传承人、活动、场所与受众视为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

其次，推动内容与形式创新。传统体育项目不能固守旧有形态，而应在保持核心文化基因的前提下，与全民健身、健康中国战略对接。例如，将太极拳、八段锦等改编为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健身操，将舞龙舞狮融入节庆旅游与文创产品开发，使传统体育从静态展示对象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持续的公共文化资源。这种转化并非消解其文化内涵，而是通过功能再造实现价值再生。

最后，拓展传承场域的复合功能。乡村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应从单一活动场所升级为集体育健身、文化展示、社会交往、经济创收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例如，在活力发展区，可依托特色村寨、传统村落打造统体育体验基地和体育文化主题民宿，形成文旅融合的产业链。在一般传播区，可利用文化礼堂、乡村学校、健身路径等现有设施，嵌入传统体育元素，实现空间共享和文化共生。

构建虚实融合的文化治理新场域

数字化浪潮为破解乡村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时空错位”与“治理失灵”提供了全新可能。作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能够重构一个虚实融合的文化治理新场域，使散落于乡野的文化碎片得以重新聚合、激活与传播。

以数据整合夯实资源底账。乡村传统体育文化资源长期存在底数不清、分布不明、保存状况不均等问题。数字化保护应从基础建档做起，依托非遗普查、地方志资料、文体活动记录、传承人口述史和村落文化档案，建立资源数据库，系统记录项目类型、分布区域、参与群体、传承谱系、活动频次和场所条件。通过基层文化站、学校、村委会、社会组织和传承人的持续反馈，形成常态化更新机制，为抢救性保护、分类施策和资源配置提供依据。

以人工智能辅助传承创新。人工智能的价值不在于替代传承人，而在于辅助整理、阐释、传播和教学。可通过文字转写、影像标注、动作分解、知识图谱等方式，将传承人记忆、地方文献和民间实践中的知识结构化，形成课程包、短视频、图文读本和数字展陈内容，也可辅助生成普及解说、教学脚本、活动方案和安全提示。需要警惕的是，技术赋能不能停留于展示，更不能把传统体育简化为流量内容，其重点应是降低传播门槛、扩大参与范围、增强解释能力。

以数字平台促进协同治理。乡村传统体育文化空间重构涉及文化、体育、教育、旅游、民政、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需要政府、学校、村社、传承人、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可依托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基层治理平台和地方文旅数字平台，建立资源共享与协同服务机制，重点实现资源信息共享、活动组织对接、社会力量参与和群众反馈闭环。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治理绝非技术乌托邦。必须警惕数字鸿沟导致的新边缘化，确保老年群体、偏远村落不被排斥在数字化进程之外。同时，要防止过度商业化与数据安全风险，坚守文化本真性与公共性底线。

实施差异化政策与多元协同治理机制

我国乡村地域辽阔，不同文化类型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传统体育文化空间在资源禀赋、危机程度与重构潜力等方面差异显著。因此，必须摒弃“一刀切”思维，实施差异化保护、传承与发展政策。

在重点保护区，针对文化生态完整、遗产价值突出但濒临消亡的地区，实施抢救性记录策略。开展文化资源普查、传承人口述史采集、数字化建档等基础工作，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严格限制破坏性开发。政府承担主要投入责任，鼓励社会组织与学术机构参与，确保文化基因得到原真性保存。

在活力发展区，针对资源禀赋优良、市场潜较大的地区，推进IP培育与旅游开发。支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传统体育文化品牌，如“村BA”“村超”“村舟”“村马”等，发展体育旅游、赛事经济、文创衍生品等业态。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入社会资本，由政府负责规划引领、基建配套、品牌宣传，培育内生发展能力。

在一般传播区，针对文化资源相对薄弱、人口基数大的普通乡村，着重推动学校体育融入路径。将传统体育项目简化、课程化，纳入中小学体育教学与课后服务，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认知与运动兴趣。结合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社区、公园布设传统体育设施，推动民俗体育成为百姓日常的健身选择。

无论哪种类型区，均需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数字赋能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政府做好顶层设计、政策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发挥桥梁作用，动员志愿者、乡贤、专业机构参与传承与推广；市场主体在规范引导下提供产品与服务，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数字技术则贯穿始终，为协同提供信息共享、流程优化与效能评估的工具支撑。这种从“单一控制转向协同治理”的范式转换，是应对复杂文化治理问题的必然选择。

乡村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重构绝非孤立的怀旧工程，而是深度嵌入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行动。它与文化强国战略相呼应，通过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凝聚力；与健康中国战略相衔接，将传统体育转化为全民健身的活水源泉，提升民众身心健康；与体育强国战略相协同，挖掘传统体育的竞技、教育、产业价值，丰富体育文化生态；与数字中国战略相融合，以数字化手段破解文化治理难题，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嵌套，以文化振兴为乡村铸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供内生动力。

危机往往成为革新的催化剂。当前乡村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生存危机，恰恰倒逼我们重新审视文化传承的底层逻辑，探索一条从空间坍缩到文化再生的新路。这条道路以时空演化为镜鉴，以传承创新为驱动，以数字治理为翅膀，以多元协同为保障，最终指向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乡土与数字共生、保护与发展并行的乡村体育文化新空间。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8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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