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前后，北京一处文史工作机构内，宋希濂面对摊开的稿纸，迟迟没有落笔。已经过去十多年的往事，别的年份还能按部就班地记述，唯独1949年，他写得格外艰难。那一年，战场上的失败固然沉重，真正让他难以承受的，却是亲人离世与人生骤然转折。
宋希濂后来回忆说，1949年带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也让他从一名手握兵权的将领，变成了被俘人员。三重打击叠在一起，才使这一年在他的记忆中显得格外漫长。
最先击中他的，是妻子冷兰琴的病逝。
两人相识于1930年冬天。那时，宋希濂担任团长，冷兰琴则是一名音乐教师，受过良好教育，性格爽直，处事很有主见。1933年，两人结为夫妻。宋希濂二十六岁，冷兰琴二十岁。
冷兰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只知顺从的妻子。宋希濂常年带兵在外，她对家庭和丈夫都有自己的要求。比如约定晚上按时回家，便不能轻易失约。有一次，宋希濂与军中朋友打牌误了时间，回家后连忙解释：“今晚一时兴起，回来晚了。”
冷兰琴没有争辩，只把他赢来的钱扔进火中。这件事后来传到蒋介石耳中，还引起了一番责问。宋希濂没有把责任推给妻子，反而替她挡了下来。夫妻相处，外人只看到趣闻，真正支撑婚姻的，往往是彼此之间的体谅。
婚后，冷兰琴生育了五个孩子。宋希濂长期在军中，她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和教养责任，后来还辞去工作，随军照料一家老小。她既是妻子，也是这个家庭的实际支柱。
1949年初，宋希濂被任命为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当时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冷兰琴却因高血压病情加重住院。有人曾设法安排她前往台湾治疗和生活，但她没有离开丈夫身边。6月27日，她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这场变故对宋希濂打击极大。战事越是紧迫，人的心绪越需要稳定，而妻子的突然离开，使他失去了家庭中的依靠。多年以后，他仍称冷兰琴“磊落大方，不同凡俗”，并承认她的早逝给自己留下了难以弥补的伤痛。
紧接着离去的，是他的父亲宋宪文。
宋家虽然家境较好，但宋宪文并没有把儿子束缚在家业之中。他重视读书，亲自教导宋希濂，也支持儿子报考黄埔军校。宋希濂前往广州求学时，路费就是父亲设法筹集的。
在婚姻问题上，宋宪文同样少见地尊重儿子的选择。那个年代，父母包办婚姻并不罕见，他却没有强行为儿子决定终身大事。这种开明态度，后来成为宋希濂回忆父亲时反复提及的一点。
从军之后，宋希濂与父亲聚少离多，但只要有机会，仍会回乡探望。遗憾的是，1949年父亲因病去世。妻子和父亲在同一年离开，使他既失去了家庭中的伴侣，也失去了精神上的长者。
第三重打击，来自战场和身份的崩塌。
1949年下半年，西南战局急转直下。宋希濂所部接连受挫，原有兵力不断减少。面对大势难挽的局面，他一度试图率残部向滇缅方向撤退，希望保存兵力，寻找出路。
但撤退远比预想困难。部队缺粮少弹，行军途中不断有人离散，解放军的追击又十分迅速。原本规模不小的部队，后来只剩下少量人员。突围无望时，宋希濂甚至产生过自尽念头，幸亏身边人员及时劝阻。
有人对他说：“事情到了这一步，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这句话未必能改变战局，却让他暂时放下了最后的念头。宋希濂换上普通士兵的服装，试图混入撤退人群，但身份最终还是被认出。1949年12月，他被俘，随后经历了关押和学习改造，辗转来到北京功德林。
被俘对于一名曾经统率部队的将领而言，不只是军事上的失败，也意味着旧有身份彻底终结。更何况在那一年，他刚刚失去妻子和父亲，个人处境与家庭遭遇同时跌入低谷。宋希濂晚年写到1949年时，曾用“家破人亡、声名狼藉”形容自己的状态，并说那一年之后，头发开始明显变白。
1959年12月，宋希濂获得特赦，成为功德林第一批特赦人员之一。此后，他被安排从事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开始以另一种方式面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只是每当写到1949年，纸上的战事、病榻和囚禁，往往会与亲人的面容交织在一起。这样的回忆，远不是几页年表能够容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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