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3月，洛阳战役结束后的中原战场，陈士榘、陈赓两位将领的名字，被一场不算激烈却颇有分量的争论联系在了一起。战果已经摆在面前，可总结会上的几句话，却让协同作战的部队心里有了疙瘩。
这场风波并非私人恩怨，根子在于指挥关系和战功表述。洛阳是陇海铁路上的重要城市，也是国民党军在豫西的重要据点。1948年初，敌军调整部署，洛阳守备力量相对孤立，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都看到了这个机会。
中央军委决定，两支部队协同发动洛阳战役。华东野战军方面，由陈士榘、唐亮负责主要攻城行动；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所部，则承担外围牵制、阻击援军等任务。这样的安排，既考虑了华野攻坚装备较强的实际，也离不开中野在外线承受压力。
战斗打响后，洛阳守军凭借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攻城部队需要付出伤亡，外围部队同样不能轻松。陈赓兵团在洛阳周边牵制敌军，防止援兵迅速靠拢。看起来没有直接攻入城内，实际上却替主攻部队挡住了相当大的风险。
问题出在协同过程中的沟通方式。
据相关回忆，陈士榘性格直硬，办事果断，习惯于迅速作出判断。接受统一指挥任务后，他更看重战场效率，部署往往先定下来，再通知有关部队。对长期在敌后作战、同样有独立指挥经验的陈赓来说，这种做法难免显得过于强势。
陈赓并不是不服从命令的人。恰恰相反，他在战场上以执行坚决著称。但执行命令和接受轻慢，是两回事。中野部队承担了外围作战，却在战后叙述中被轻描淡写，官兵自然会觉得不平。
洛阳被攻克后，战役总结会上，陈士榘讲话时更多谈到华野部队的攻坚行动，对中野配合着墨不多。会场没有当面争吵，却出现了短暂的冷场。刘伯承在场，及时把话题引回两军协同，避免情绪继续扩大。
刘伯承对部队要求极严，尤其重视战役中的整体配合。他明白，战功如果只归于突破城墙的一方，就容易把外围部队的牺牲抹掉。邓小平也批评过这种只见局部、不顾全局的作风。有人概括为一句话：“本事不小，性子太傲。”
这番批评，后来传到陈毅那里。陈毅既是华东野战军的重要领导，也是陈士榘长期尊重的上级。他没有简单斥责部下争功，而是把问题指向更深处：华野的攻坚能力，并不是凭空得来的，中野等部队在长期作战中承受的损失，同样构成了战役胜利的基础。
据回忆，陈毅谈话时曾提醒陈士榘，不能只看到眼前哪支部队冲进了城，还要看到友军在外围挡住了什么。陈士榘没有争辩。这样的批评，对一名有战功、有威望的将领来说，并不好听，却十分必要。
陈士榘的强硬性格，并非一日形成。他早年参加革命，红军时期便有较丰富的作战经历；长征途中，他参与架桥等工程保障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还主动学习日语，以便审讯和争取日军俘虏。能打仗、肯钻研，是他的长处；听不得不同意见，则是他的短处。
有意思的是，真正检验一个将领的，不是有没有缺点，而是能不能在关键处改正。1948年6月的豫东战役中，华野与中野继续进行战略协同。此时的陈士榘，比洛阳战役时更注意沟通，也更重视友军任务的实际困难。双方在作战衔接、火力使用和战果分配上，都有所调整。
陈赓一方也没有把旧事带到新的战场。两支部队仍按统一部署行动，彼此支援。战场上没有谁能单独完成所有任务，攻城、阻援、打援、运输和情报，少了任何一环，都可能让胜利付出更大代价。
陈毅后来评价陈士榘能够接受批评、及时改变，认为这才是将领应有的气度。所谓“端起老总架子”，并不是摆资格压人，而是在部队关系已经受到影响时，以领导者身份把问题讲透，把规矩立住。
这场插曲留下的，并非谁对谁错的简单判断。陈士榘没有侮辱陈赓的记载，矛盾主要集中在指挥沟通和战果表述上。对身处同一战场的将领而言，少说一句客套话，可能只是性格；少算一份友军功劳，却会影响部队之间的信任。洛阳城攻下之后，真正需要修复的，正是这层看不见的协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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