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1月，河南开封，韩复榘走进蒋介石召集的北方将领会议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场会议已经不是商议战事那么简单。几天前，他曾因担心与李宗仁不合，只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蒋介石再次亲自催促，并反复表示要与他商谈抗战部署，韩复榘这才带着几名部下前往。
会场上的气氛并不轻松。蒋介石把山东失守归责于韩复榘，韩复榘听后当即顶了回去：“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
这句话让现场短暂冷了下来。蒋介石没有继续争辩，只说眼下讨论的是山东，南京自有人负责。韩复榘还想开口，刘峙便打断他，劝他到办公室稍作休息。
院子里停着一辆汽车。刘峙亲自替他打开车门，韩复榘刚坐进去，车门便从外面关上。刘峙转身离开，车内随即出现两名早已埋伏的人员，亮出逮捕命令。韩复榘这才明白，所谓会议，不过是诱捕的一环。
消息传开后，许多西北军旧部找到冯玉祥，希望这位昔日长官出面说情。冯玉祥没有替韩复榘求情，只留下十六个字：“功过自有定论，吾人不能予之挽回。”
这句话听起来冷峻，却并非没有缘由。
韩复榘出身河北霸县，父亲是私塾先生。他少年时读过几年书，家道中落后，凭借一手好字进入县衙任帖写。年轻人初入官场，难免眼界骤然打开，韩复榘也因此结识了不少复杂人物，后来因欠债离开家乡，辗转东北，最终被人引荐进了军营。
那时的冯玉祥是营长，看中韩复榘识字、机灵，便让他担任司书。两人的关系，起点并不在战场，而是在文书、军令和日常事务中逐渐建立起来。
1911年滦州起义失败后，冯玉祥与韩复榘一度被捕。次年冯玉祥重新获得机会，韩复榘也再次追随。十多年间，他从普通军官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与石友三、孙连仲等人并称冯玉祥部下的“十三太保”。
真正改变两人关系的，是权力分配。
1926年南口战役失利后，韩复榘与石友三转投晋军。冯玉祥得知后并未彻底翻脸，反而以“形势所迫”替他们寻找解释。韩复榘重新回到冯玉祥麾下，后来在北伐期间进军迅速，被称为“飞将军”。
可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旧情往往经不起地盘和军权的考验。韩复榘多次希望获得更大范围的控制权，却屡屡落空。1928年，他在冯玉祥支持下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但军职安排又发生变化；加上与同僚矛盾不断，他逐渐认为自己受到压制。
一次军事会议上，韩复榘因不愿放弃河南部分地区，被冯玉祥当众训斥。具体细节在不同记载中略有差异，但这场冲突确实加深了双方裂痕。1929年，韩复榘转而投靠蒋介石。中原大战后，他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军政财权集中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实力派。
韩复榘在山东经营多年，既有整顿地方、维持秩序的一面，也有拥兵自重、擅自决断的一面。抗战全面爆发后，这种地方主义与中央军事部署发生了正面冲突。
1937年华北战局恶化，蒋介石要求韩复榘抽调部队增援。韩复榘迟迟不愿交出精锐，部队行动也屡次受到牵制。津浦线和山东局势变化后，他下令部队后撤，济南等地相继失守。撤退是否完全出于保存实力、中央调度是否存在问题，后来一直有争议，但蒋介石已经抓住了追究责任的机会。
韩复榘的处境因此急转直下。蒋介石不仅要处理战场责任，还要借此压服地方将领。韩复榘误判了形势，以为抗战时期蒋介石不敢轻易动他，最多只是撤职。他没有料到，军法与政治在那场会议上已经被放在了一起。
被押往汉口后，韩复榘接受军事审判。审讯过程十分仓促，判决也带有强烈的政治处置色彩。蒋介石曾让张治中征求冯玉祥意见，冯玉祥写下：“违抗命令，叛国降敌，军法从事，绝不姑息。”
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在汉口被处决，终年48岁。此后，相关报纸刊出罪状，试图以公开舆论固定案件结论。至于冯玉祥为何没有施救，答案或许不只是私人恩怨：韩复榘曾两次离开他，又在关键时刻削弱西北军；而冯玉祥自己也承认，提拔部下时缺少识人和教育之功。两人的关系，既有旧日提携，也有现实利益，更有乱世军权留下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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