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54年冬，湖南湘乡，曾国藩收到湘军在湖口失利的战报。水师覆败，营垒动摇，连他本人也一度投水求死。这样的统帅，若只看临阵胜负，似乎很难排进名将前列，更别说列为湘军诸将之首。
但湘军的评价，从来不只看谁冲得最猛、仗打得最漂亮。清末所谓“湘军十大名将”，本就是后人依据战功、地位和影响作出的概括，并非朝廷正式颁定的名单。若按统帅能力与历史作用衡量，曾国藩排在第一，关键不在战术灵巧，而在于他搭起了整套用兵体系。
湘军兴起于太平天国战争。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地方秩序受到冲击。曾国藩奉命办理团练，逐渐把乡勇、士绅和地方财政结合起来，形成一支不同于八旗、绿营的军队。它靠乡土关系维系，军官与士兵之间有较强信任，粮饷也由地方筹措。
这套办法并不漂亮，却很耐用。湘军重视营制、操练、粮道和奖惩，作战时讲究结营自守、步步推进。士兵未必个个精锐，军队却能在反复失败后重新整顿。不得不说，这种“慢功夫”，正是曾国藩最擅长的地方。
曾国藩本人并非天生善战。1854年的靖港之战，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击败，他遭受沉重打击；同年湖口之战，湘军水师再度失利，鄱阳湖一带的主动权落入太平军手中。两次挫败，暴露出他在临阵指挥、舰队调度方面的短处。
然而，败仗没有让湘军解体。曾国藩很快调整部署，把希望寄托在水师重建、营垒推进和将领分任上。他并不执着于亲自包办每一场战斗，而是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用今天的话说，他更像一个搭班子、定规矩的总负责人。
湘军中不少名将，正是在这种体系里显露出来。李续宾勇猛果断，曾在岳州、武昌、庐州等地作战，后来于1861年三河之战中战死。江忠源长于练兵，守南昌有功，却在庐州失守时阵亡。两人一攻一练，都是湘军早期能够站住脚的重要人物。
曾国荃则以围城见长，因长期构筑坚固营垒，被人称作“曾铁桶”。1861年安庆陷落，是湘军扭转战局的关键节点；1864年，南京天京被攻破，曾国荃所部成为主力之一。鲍超则是另一种类型，他勇悍善战，长期转战湖北、安徽、江西等地，战场作风极为强硬。
湘军水师同样不能忽略。彭玉麟主持水师建设，既懂军务，也重视军纪；杨载福长期统领水师，在田家镇等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太平军依托长江运输兵员和粮饷，湘军若不能控制水道，陆军很难持续推进。水师的建立，实际上改变了战争的运行方式。
胡林翼的作用，更偏向谋划和经营。他在湖北主持军务，重视筹饷、用人和地方治理，使湘军能够获得持续补充。左宗棠则展现出更强的战略眼光，后来平定陕甘、收复新疆，已经超出湘军与太平军战场的范围。刘锦棠在西征中承担重任，也因此成为晚清军政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这些将领各有锋芒，却很难脱离曾国藩建立的框架。有人善攻，有人善守，有人长于水战，有人精于筹饷。曾国藩的本事，是能够容纳不同类型的将领，让他们围绕共同目标协同作战。
曾国藩曾对部下说过：“用人之道，贵在知人。”这句话听来平常，实际做起来极难。湘军内部并非没有争执，军费、地盘、功劳常常纠缠在一起。若统帅只凭个人好恶，队伍很快就会离心。曾国藩虽然性格谨慎，却能在关键处压住情绪，保住组织运转。
太平军将领石达开曾评价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这段话点出了问题核心。曾国藩未必是湘军最会打的一员，却是最能把人、粮、兵和战略连接起来的人。
所以，若单论战术，曾国藩确实有明显短板；若论创建军队、整合资源、识拔将领和坚持长期作战，他又很难被绕开。湘军名将之中，曾国荃攻下南京，彭玉麟经营水师，左宗棠纵横西北，而曾国藩负责让这群各有本领的人形成一支能够持续作战的军队。第一名，正是由这种不靠一时胜负决定的统帅能力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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