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里厘清昨日世界

电影《奥德赛》的第一个镜头，诺兰给到了特拉维斯·斯科特饰演的吟游诗人。影片中，诗人用节杖敲击地面，以激昂的诗句展开了奥德修斯的史诗篇章。后来回想起那场景，一并浮现出来的，是保罗·索鲁在《旅行之道》里写下的：“旅行叙事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远游的人归来，众人围着火堆，听他或她讲故事。”某种意义上《奥德赛》也算是一种旅行文学，有确定的目的地，沿途未知的插曲，奇幻的风景，存在各种可能性的偶遇……当然这只是以偏概全的概念偷换，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旅行叙事的迷恋由来已久，亘古不变。

还是保罗·索鲁，他对旅行文学的总结可以说一针见血。“最热情的旅行者往往也是热衷阅读和写作的人。”那些来自远方的神话和传说，如指引方向的星斗，吸引着作家们走向同样的目的地，继而记录下自己的见闻，为更多人带去参照。但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尤其大量图片和视频的涌现，他乡的神秘面纱早被扯得一干二净，旅行文学要想唤起读者的共鸣，走马观花似的笔记显然失去了意义。但出走的冲动始终都在，人们依然需要来自远方的线索，只是换了形式。像是以另一种方式抵达。《旅行之道》也对不同的旅行方式进行了归纳，“徒步是一项精神活动；独自行走会引发沉思。”保罗·索鲁列举了许多因步行而闻名的作者，像是松尾芭蕉、梭罗，以及玄奘等。

而我近年读过的最迷人的关于徒步的文学作品，是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他在一只42升的登山包中装上必要的衣物装备，以及一本书，北大教授张寄谦编写的《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从长沙一路向西，选择了与当年南京到昆明的京滇公路轨迹近似的319和320国道，以徒步为主要方式横穿湘西、贵州，最终到达云南昆明。

《重走》

作者：杨潇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单读、铸刻文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及天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不得不开始另外一种治学方式。他们先是南下在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直到1938年2月，战争逼近湖南，临大师生再次分三路迁往云南，由300位男生以及包括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曾昭抡、黄钰生在内的11位教授，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沿着刚开通不到一年的京滇公路走了68天，与另外两路师生在昆明会和，组成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杨潇也在序言中引用了保罗·索鲁的文字，为什么那么多书，从一开头就把读者放到异国他乡，却不负责带领他前往？“How did you get there?”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长沙是传奇的起点，他自己又热爱走路—可以清晰地感到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头脑也变得清明。而以步行而不是碎片化资讯的方式去了解当年这群人的处境以及他们所做出的选择，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方式。

他在长沙拜访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她虽然并非湘黔滇旅行团的一员，但当年随父亲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定居南京，母亲杨步伟在七七事变前接到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的太太们联合发来的电报，说要请她留下，三人在南方多玩几天。战争爆发后，蒋梦麟、胡适、梅贻琦三人在赵家对面的吴之椿家讨论是否应该北上，杨步伟说自己无缘无故接到联名特电要她留住他们，绝不是一个玩笑，必是别人不方便打电报才借用三位太太之名，一定有不可回去的大理由。很快国民政府开始了高校内迁计划，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第一区，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为核心，蒋梦麟、胡适、梅贻琦三人也被委以新的责任，南迁由此开始。

再等赵元任、杨步伟分批离开南京，商量说要带什么好，想来想去说钱买不到的最要紧，杨步伟把丈夫记了三十一年的日记，相册上撕下的4000多张照片，分了七小包在邮局排了七个小时的队，寄给赵元任在纽约的朋友。因船票紧张，夫妻分头出发，赵新那看着日本飞机从头顶飞过，妹妹把脑袋躲进压在防空壕上的冰箱，数十年后仍历历在目。走之前胡适来了，说他太太也许不久会到南京，问到时能否借住他们的房子，杨步伟把被单全部换了，在窗前桌上插了一朵玫瑰花。等一家人辗转在长沙团聚，得到消息说南京的房子中弹烧了，赵元任说藏书都没了，半夜睡不着，杨步伟安慰他说目前过到哪儿是哪儿，将来我一个钱不乱用，有钱先买你的书好了。

《重走》就从这样的叙述开始，杨潇以他的方式亲历了一场八十年前的旅行，在相同的空间中，尽可能触碰时间留下的痕迹。寻访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收集与此相关的记录，试图去感受他们接触过的风土，用一块块拼图还原出一个个关于人的故事。他们曾真实地存在于那个时代，基于当时的种种，在那一刻做出了徒步1600公里路的决定，谁也不确定这会不会就是人生的转折点，但很多东西确实从那刻起，注定不再一样了。

或许并不需要完全重走一遍当年的路，也能通过史料和走访完成类似的作品，但在旅行者看来，出发才是真正的意义。就像保罗·索鲁在《旅行上瘾者》里写下的那样，“旅行是种心态。它与外在事物或异国风情无关，几乎全是内在的体验。”在作家交付的文本中，除了体验本身，你看到更多的还是他出发的理由。

杨潇的新书《另一个国度：在20世纪废墟上的漫游》（以下简称《另一个国度》）同样关于旅行，甚至不止一次。2012年、2019年和2024年，他三次在德国旅居，拿着一张德铁通票，几乎跑遍了这个国家的东南西北。英美世界中鲜有关于当代德国的旅行文学，或许是为了避开那段黑暗的历史，就像杨潇自己，2012年第一次的环德旅行就避开了所有集中营，不仅因为初来乍到，这个国家有更多他感兴趣的部分，某个层面上他也不想让旅行变得过于沉重。但等他开始研读第三世界历史时，他发现不去往这些地方，不了解那段历史，要理解当代欧洲甚至当今世界，始终会缺少一个维度。“你了解得越多，你就越会意识到，它不但关乎过去，更关于现在与将来。”

《另一个国度》同样从一次抵达开始。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贝希特斯加登，从这里坐巴士可以前往萨尔茨堡。1923年5月，希特勒来此拜访迪特里希·埃卡特，半年后他因为啤酒馆政变失败短暂入狱，并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出狱后回来这里，“我必须获得平静与安宁”，在这样一个避世的环境中，他重组了纳粹党，续写《我的奋斗》，直到最后世界完全变了样子。

《另一个国度》

作者：杨潇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品方：理想国

茨威格的房子可以望见萨尔茨山，他那里不通车，只能沿着有三百年历史一百多级台阶的崎岖山路爬上去。“当你从山岗的平台上鸟瞰山下塔尖林立的城市屋顶和山墙门窗的迷人景色时，你攀登向上的辛苦也就得到了补偿。山岗后面是延绵不断气势磅礴的阿尔卑斯山的全景（当然也能望见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萨尔茨山，当时毫无名气的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就住在我的对面）。”

这便是历史，可以是课本上的一段名词解释，也可以是一个人关于自身经历的回忆细节。在写这本书之前，杨潇先写过一篇人物特稿，讲的是柏林墙倒塌前一个东德人和一个曾是斯塔西特务组织一员的丹麦人的爱情故事。他们在柏林交往的九个月时间，可以说是女人最难忘的回忆，但这段关系让她失去了工作，并用了整个后半生去化解。

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乃至一个人，如何面对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过去？这是《另一个国度》想要去解答的问题。同样的，杨潇还是以一种亲身感受的方式，去往曾在历史中扮演大小角色的地点，寻访现今仍生活工作在此的人们，以他们的故事和史料背景互文，试图找到答案。而对历史的研究越深入，当下的路同时也变得越清晰。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一切向前看”，却发现未来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过去的重要性在此刻又被摆上了台面。“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此刻，How did you get there?”《另一个国度》不算是一本“好读”的书，也无法改变现在，但当我们一点点厘清昨日世界的样子，再去面对未来的未知时，或许会多几分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