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2月，武汉疗养地，韩先楚拄着拐杖走进姚科贵的房间。窗外寒意未退，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没有先谈自己的病情，而是惦记起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
姚科贵原本没有想到，这次见面会成为两人相处的最后一个春节。韩先楚亲自打电话邀他到武汉，还特意叮嘱赶在2月1日前抵达。2月2日，众人为韩先楚庆祝73岁生日，姚科贵替首长向宾客敬酒。
酒席之后，韩先楚私下对姚科贵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是秘书，也是参谋、助理，我把你耽误了。”
姚科贵听后赶紧回答：“首长，别这样说，能在您身边工作，我很幸运。”
这番话并非客套。姚科贵从1967年春天开始到韩先楚身边工作，前后超过20年，经历了福建、兰州以及北京时期。韩先楚调到哪里，他大多就跟到哪里，既处理文稿，也陪同调研，逐渐成了最熟悉首长工作习惯的人之一。
1965年，姚科贵在福州军区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第一次见到韩先楚是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那时的韩先楚身材中等，腰板挺直，说话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鄂东口音。两年后，组织安排他到司令员身边工作，他既兴奋又忐忑，甚至觉得自己的资历和能力还不够。
韩先楚没有把秘书只当作记录员。福建任职期间，他常常清早出门，深入部队、岛屿、村镇和生产一线，要求干部少坐在办公室，多到现场看实情。遇到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倾向于当场研究，不让基层层层等待。
当时福建经济基础较弱，韩先楚把发展生产、增加群众收入看得很重。他曾提出，要根据各地条件发展多种经营，让群众手里有钱。为帮助福建土特产品打开销路，他在中央和军队会议期间介绍古田香烟、糖果等产品，同时也认真听取质量、包装方面的意见。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满足于“卖出去”。得知糖果偏甜、包装单一后，他要求有关部门改进，还派人到上海学习。对韩先楚而言，经济工作不能停在口号上，产品好不好，群众愿不愿意买，才是实在的检验。
1973年12月，韩先楚由福州调往兰州。姚科贵随同前往。兰州军区边防线很长，韩先楚虽然年过六旬、肠胃状况不佳，仍多次长时间下部队、看地形，从前沿哨所一直看到纵深和后方。
他查看兵要地志时，特别强调地图必须跟上现实变化：“铁路、公路、村庄、工厂有了变化，都要标清楚，不能各画各的。”
这句话看似针对地图，实际上反映了他的工作方法：判断问题，不能只看材料，更要把材料放回现场。姚科贵则负责记录、整理和起草文稿。1969年至1984年间，他起草文稿二百余份，累计约一百一十五万字，很多内容来自长途跋涉后的现场谈话。
韩先楚还把基层官兵的冷暖挂在心上。1977年9月，他与肖华下部队检查工作，进班排、看哨所、访家属，了解官兵的真实困难。他提出，带兵既要严格，也要爱兵，有限的生产收益要用在连队、伤病员和最需要的地方。
这种作风后来得到中央军委肯定。1978年5月，罗瑞卿要求兰州军区把深入基层的做法写成报告，相关文件随后转发全军。韩先楚并不喜欢空泛讲话，到了新单位后，他谈战备、训练、农副业生产和群众工作，句句都落在具体事情上。
晚年退居二线后，他住处门前原本铺着水泥地，便让工作人员挖坑种下六棵五针松。院墙旁的空地也被整理成菜地，种些蔬菜瓜果。收获时，他常让姚科贵带些回家：“摘点菜，带给小战。”
这些小事没有写进宏大的战史，却让姚科贵记了许多年。韩先楚一生经历过战争、战备和地方建设，处理的多是国家大事，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同样不愿留下遗憾。
武汉散步时，他再次对姚科贵说：“我年纪大了，又身患重病，不能再耽误你了。”
随后，韩先楚亲自给余秋里、杨得志写信，说明姚科贵的工作情况，请他们帮助解决今后的工作安排，并特别托杨得志关照此事。对一位病中的老首长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叮嘱，而是他在生命后期仍为部属考虑的一件具体事情。
1986年10月3日，韩先楚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姚科贵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始终把韩先楚视作自己的老师。二十年的相处，既有案头文字，也有山路、哨所和基层院落；其中最难忘的，或许正是那位老将临终前，仍惦记着身边人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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