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实施后，出现了一个尴尬问题，日本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从2025年1月1日渐进式延迟退休正式落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用15年时间把男职工退休年龄延到63岁、女职工延到55岁和58岁，账面上能补上每延长一年缩减200亿元的养老金缺口，可普通人面对的现实却很骨感。

35岁以上慎重投递、45岁成了绝对红线，一边是国家让干到六十多岁，一边是市场在四十多岁就关上大门，中间这十几二十年成了悬在半空的尴尬期。

海对面的日本早就演过了这出戏，2022年把养老金领取上限提到75岁，57万保安里近一半超60岁，93岁的薮田义光还在麦当劳一周上四天夜班，因为日本人平均73岁才还清房贷。

这面镜子照出了最扎心的痛点，接下来不妨把视线拉远，从更深层的制度根源与个体处境来拆解这个话题。

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要理解今天延迟退休实施后浮现的尴尬问题，得先看清全球都在面对的同一本账。

如果纵观全球，就会发现，延迟退休并不是中国的特例。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延迟退休已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应对策略。

延迟退休政策一般包含两层内容。一是延迟领取退休金的法定退休年龄，其目的是缓解养老金缺口压力，保障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性。

二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让劳动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定何时不再工作，延长部分老年人工作时间，但也尊重特殊人群的自主意愿。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许多国家纷纷推行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和养老金缺口扩大等问题。

比如说，二零二二年十月，英国政府表态考虑最快将于二零三五年把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六十八岁。二零二三年一月，法国政府公布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计划二零三零年前将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六十二岁逐步提高至六十四岁。

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丹麦的退休年龄已在二零二二年提升至六十七岁。另外，德国当前的退休年龄为六十五岁，并将在二零三零年提升至六十七岁。

其实，关于延迟退休的争论一直没断过，这背后既有各国共通的历史包袱，也有给我们的深远启示。延迟退休政策的全球化趋势源于多个共性的大背景，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以及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等因素。

各国实施社会保障政策大多始于二战之后。以英国为例，一九四二年，英国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部委员会发布了名为《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也就是贝弗里奇报告。

报告中提出在英国建立全面的涵盖失业、养老、疾病等多个领域的社会保障系统。许多国家在战后也借鉴了贝弗里奇报告的理念，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

战后的婴儿潮让人口持续增长，构成了随后几十年现收现付社会保障体制的人口学基础。但随着全球人口红利消失、生育率下降和平均寿命延长，许多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二零二零年全球六十五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七点二七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点三，到二零五零年，预计将增加到十六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六。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不得不面对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的现实，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

除了老龄化加剧，还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许多国家如今都面临年轻劳动者数量不足的困境，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而通过延迟退休政策，可以鼓励老年人继续留在劳动市场，以此缓解劳动力的不足，同时也减缓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回看这起事件在各国的演变，再对照中国在2025年正式落地延迟退休前后的真实账本，就能明白为什么即便面对尴尬问题，这一步依然非走不可。

尽管许多国家已有延迟退休的先例，但中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背景有其独特性。和全球多国一样，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如今面临的重大课题。

根据最新的老龄人口数据，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根据预计，到二零三五年左右，六十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到二零三五年左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六十岁及以上老人。

中国已经进入了长寿时代。中国人口相关机构主任贺丹表示，根据预测，到二零三零年之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大概率将超过八十岁。

中国此前执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为女职工五十岁，女干部五十五岁，男职工六十岁。这项政策是从一九五一年制定后执行多年的。

而对应的统计报告显示，一九五七年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有五十七岁。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供给持续不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根据社科院预测，二零三零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到二零五零年，中国十五岁到五十九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七点一亿人，比二零一零年减少约二点三亿人。

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而劳动力不断减少的严峻现实面前，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风险是一个核心问题。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预测，养老金累计结余到二零二七年有望达到峰值，并将在二零三五年耗尽累计结余。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冯劲表示，中国实行延迟退休的主要目的不是中国劳动力供给下降，而是养老金存在问题。正是养老金结构的这种紧迫性，让延迟退休实施后的每一步都牵动人心。

中国养老金体制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第二支柱是由企事业单位发起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由个人主导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而其中的第一支柱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就占中国养老金总规模的三分之二。虽然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构成也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支柱构成，但比例和中国差异很大。

以美国为例，二零二一年，美国养老金总规模超四十万亿美元，约为 gdp 的一点七倍。其中，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金只占百分之六点七，而企业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则合计占百分之九十三点三。

实际上，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起步较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建立于一九九零年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覆盖仅十余年，在现行的现收现付体制下，第一支柱独大，第二支柱覆盖面窄且发展不平衡，第三支柱则刚刚建立，养老负担日渐沉重。

延迟退休能部分程度改善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早在二零零一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单位发布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报告》就指出，中国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就能使养老统筹基金增收四十亿元减至一百六十亿元，相当于为养老统筹基金缩减二百亿元的缺口。

为了平稳推进延迟退休，政策设计上其实参考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经验与启示。再说说此次有关延迟退休的决定采取的渐进的方式，逐年或逐月延长退休年龄，以减少对社会和个体的冲击，整个过程将花费十五年时间来过渡完成。

这和国外多数国家的操作是类似的。比如，德国于二零零七年通过法案，将退休年龄从二零一二年的六十五岁逐步推迟至二零二九年的六十七岁，政策公布、启动和完成，用时十七年。

美国将退休年龄从六十五岁延迟到六十七岁，用时二十二年。法国的退休年龄从六十岁延迟到六十四岁，用时二十年。

日本则将退休年龄从六十岁延迟到六十五岁，用时十三年。此外，中国还明确强调了坚持自愿弹性原则，即职工只要满足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就可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和延迟退休这两种情况，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

同样的，弹性延退的时间也不能超过三年。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在实施延迟退休时也会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区间，构成窗口期，部分国家还会设立奖罚机制。

比如美国，除特殊职业外，职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正常退休和延迟退休。其中，正常退休是指在达到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龄时退休，提前退休的年龄下限被设定为六十二周岁，延迟退休的上限为七十周岁。

提前退休、正常退休和延迟退休这三种不同的退休情况的养老金领取标准也有所不同，平均每提前一年退休，养老金会减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点七，而延迟一年则可增加百分之八。不过，目前中国延迟退休的实施政策里还未涉及奖罚机制。

当时很多人认为只要给足十五年缓冲期就能平稳落地，但现实是延迟退休实施后，职场人的焦虑和那个悬空的尴尬问题很快浮出了水面。许多人对延迟退休感到恐慌，实际上担心的是多方面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延迟退休背后的养老金支付困难问题，让许多职场人对于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感到了担忧，而工作生命的延长叠加如今的就业现状，也为职场人的职业生涯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一位当前从事企业培训师和高管教练的个体户创业者在谈及延迟退休对自己的影响时表示，他更在乎的是自己持续赚钱和金融投资的能力。

二零二三年，他从麦肯锡离职后，选择遵循自己的喜好，成为现在的企业培训师，目前正与多家五百强企业合作开展人力资源方面的培训课程。一九九零年出生的他，在职场几经轮转，面对高压环境和员工越来越工具化的处境，他对于在职场里向上晋升这件事失去了动力。

对于延迟退休，他说，延迟退休意味着不工作也能领钱的门槛提高了，而且可能会持续提高。他一直认为退休金会低于自己的收入预期，所以他更关注的是应对办法，也就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曲线探索，保持持续赚钱的能力。

另一位互联网公司的中层却不敢这么冒险，因为在求职过程中，他深刻地感受到人才市场上释放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便如今成功入职，危机感也时刻环绕在他的身边。

比如，随着公司业务持续快速迭代，进入公司还未满一个月，他负责的业务范围相比招聘时就小了不少。他表示，再做二十年，离退休还有十年。

况且别说十年，下个月会在哪里，他都不确定。工作之外，这位互联网中层和朋友成立了餐饮门店线上代运营公司，尝试在寻找自己的其他可能。

这种个体在延迟退休实施后的迷茫，恰恰撞上了大龄求职难这个最扎心的尴尬问题。

身在互联网等领域的职场人对于三十五岁后生活的担忧，实际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就业结构性问题。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介绍，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与工资曲线比发达国家更平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从经验中获得的回报更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对扁平，缺乏深度，无法容纳更多有经验的劳动力，也就限制了中国向经济生产、高端技术转型的潜力。

聂日明表示，中国劳动力市场很广，但很多岗位不需要那么多经验沉淀，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有明显的替代关系。而针对公众猜测延迟退休会对年轻人就业造成挤出效应的担忧。

聂日明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更多发生在高技术、低体力付出的专业技术岗位上，比如大学教授、中小学老师、医生等职业。由于劳动力市场并非供不应求，延迟退休之后，多数老龄人口的就业可能得不到保障。

一位在二零二一年就年满五十岁的女性退休人员表示，退休半年后，她日益感觉与社会脱节，便开始学着在招聘软件上填写简历，着手再就业。

事实上，在经济不发达的小城市，除了退休返聘和通过人脉关系进入体制内当临时工，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想要找到一份能够按时发工资、有保障的工作并不容易。

如果考虑到特定职业的技术门槛和中老年人可承受的工作强度，可供选择的工作就只剩下了保洁、家政、护理、保安等岗位。总体来看，延迟退休政策不仅关乎养老金的可持续性，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人才结构、就业机会和个人生活质量。

在推动延迟退休的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颁布更具针对性的举措来保障延迟退休带来的就业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当大龄劳动者不得不涌向灵活就业或基础岗位时，海对面的日本其实早就用残酷的现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日本把退休年龄一路推向70岁甚至75岁，结果却是企业贪图便宜返聘老人，年轻人岗位被挤压而不婚不育，老人背着73岁才还清的房贷不敢停下，整个社会陷入死循环。好在如今日本企业已开始打破年功序列制、转向能力导向。

这就是日本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中国的延迟退休虽然温和且有弹性，但唯有真正打破35岁职场门槛、拓宽中年再就业通道并壮大企业年金，才能填平中间那十几年的尴尬悬空期，让每个人脚下的路走得踏实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