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埃隆·马斯克重返白宫，战争决策也在走向私有化。去年，这位全球首富在白宫短暂任职130天后离开。他以非正式部门负责人的身份，明显削弱了联邦政府的职能。离开那天，他眼角带伤，手握金色白宫钥匙，站在椭圆形办公室。几周后，他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公开决裂，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如今，马斯克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新设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之一。该委员会负责规划美国未来的战争形态，其他两名成员是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和军工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首席执行官帕尔默·拉基。
“子午线计划”标志着一场政治转变，其规模远超这几名成员个人的影响力：关键责任正从民主政府手中转移。在特朗普治下，华盛顿不仅在尝试私有化政府运作方式，还在试验将政府未来所需的决策私有化。自1980年里根政府以来，公私部门的界线被重新划定。那些曾被视为政府职责的服务，逐渐交由市场提供，由市场自行定价。尽管政府职能被削弱，决策权仍是国家的核心职责。企业可以向政府出售产品，但不应决定国防战略的需求。
“子午线计划”再次模糊了这条界线。国防与产业之间的传统关系正在瓦解。过去，政府提出需求，私营企业开发能力。如今，企业及其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在民用和军事领域的覆盖范围远超以往。马斯克和拉基领导的企业，共获得530亿美元的五角大楼合同，现在却被赋予识别未来战争所需军事能力的任务。拉基曾描述安杜里尔的商业模式：“我们用自己的钱决定开发什么产品、如何开发，然后制造这些产品，再卖给政府。”
如今，他成为界定政府应购买什么的三人之一。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理想，推动私营企业承担公共任务。如今，战略想象力正在被私有化。但政府和企业不应承担相同的职能。海军、监狱和医院不应以营利为目的设计。政府的职责是将本国公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同时权衡联盟关系和战争风险。这一计划是特朗普政府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数周内，他签署行政命令，将美国武器销售和出口列为外交与贸易的优先事项，要求驻外使领馆在海外推销武器。白宫今年发布的“美国优先武器转让战略”称，美国武器交易是外交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可用于扩大本土生产。政府甚至列出了一份装备目录，鼓励盟友采购，将复杂的外交工作简化为推销昂贵武器。
这项战略并不限于炸弹。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将推动其他国家采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列为另一项外交政策目标。盟友购买一架美国F-35战斗机是一回事；但若盟友围绕美国人工智能模型构建军事决策能力，则意味着更紧密的依赖关系。随着盟友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加深，谁有权界定这些技术的发展重点，显得尤为重要。
上月，有消息称，与白宫关系密切的开放人工智能公司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这一事件凸显了上述问题。对于澳大利亚，风险涉及广泛。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中，除了核潜艇项目，还有聚焦技术能力建设的第二支柱，旨在推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军队的更紧密合作。三国已在联合测试自主系统，分享敏感数据，共同完善尖端技术的应用方式。
旧一代军事一体化，强调确保一国的弹药能在另一国的火炮中使用。如今，则需确保各国的软件和传感器能够相互通信。美国决定未来军事力量的方式一旦改变，澳大利亚国防能力建设的假设也会随之改变。过去五年，围绕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争议，始终是澳大利亚是否在物质上过度依赖美国造船业。如今的问题是，澳大利亚是否过度依赖美国对未来战争形态的判断。
如何行动、在哪里行动的最终决定权仍在堪培拉。但马斯克、拉基和金里奇的建议，将塑造澳大利亚可选择的方案。这正是为何美国政治景象会在澳大利亚产生如此重要影响。华盛顿小范围会议室里的决定，将影响依赖美国体系的盟友的行动能力。里根时代的改革曾质疑：政府究竟需要承担多少职责？而这项新战略提出的问题是：决策权究竟还有多少属于政府本身？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其他联盟意味着，这些问题不会仅停留在太平洋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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