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6年，京海市青华区莽村，高启强、李有田和李宏伟围着一张项目图纸谈条件。那时的李有田，手里有土地，有村民支持，还有赵立冬暗中撑腰，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会输的人。
莽村的位置特殊。高速公路规划一旦经过这里，土地就不再只是土地，而成了各方争夺的筹码。李有田很快看明白了其中的价码，他不愿按普通征地方式解决，非要把村集体利益摆到台面上，要求更多补偿。
说得直白些，他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把机会当成了永远不会失效的护身符。
最初，高启强以建工集团负责人的身份进入莽村，提出合作开发度假村。对李有田而言，这是赚钱；对高启强而言，这是接近项目核心的入口。两人一开始并非敌人，甚至有过共同获利的可能。
转折出现在消息被多方掌握之后。程程为了打压高启强，把建工集团的底牌透露给了李宏伟。李有田父子由此知道高启强能赚多少，谈判条件立刻抬高，几乎要把建工集团的利润全部拿走。
“这个条件，建工集团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就别来莽村谈。”
李宏伟的强硬，背后其实是李有田的默许。此时的父子二人误以为，赵立冬不会放弃他们，村民也会始终站在他们一边。可他们忽略了一点：靠山提供的是利益，不是情义。
孟德海掌管青华区时，预算和行政程序都在区里。李有田却绕开区里，直接把材料递到市里，借赵立冬的力量施压。孟德海多次劝说无果，甚至当面指出莽村不能把项目当成敲诈的工具。
李有田表面点头，实际仍旧拖延。他心里清楚，孟德海不能撤掉村主任，也无法直接改变村民的选择。只要村民抱成一团，区里的命令就很难落地。更何况，莽村年轻人听李宏伟，老人又认可李有田，父子二人几乎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
有意思的是，李有田真正依仗的并不是某一张正式文件，而是三层关系叠在一起：上面有赵立冬，旁边有程程，下面有莽村村民。这样的局面，足以让普通人退让，却也最容易让人误判形势。
高启强看出，单靠谈判已经无法突破。他后来借助孟德海的力量，把莽村工地冲突摆到更大的场面上。工地一乱，招商受影响，责任便不再只是莽村与建工集团之间的纠纷，而成了京海市领导必须处理的问题。
这一招的关键，不在于高启强多能打，而在于他把私人矛盾变成了行政压力。赵立冬一旦继续保莽村，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于是，赵立冬很快改变口风，要求放弃莽村工程。
靠山一退，李有田立刻陷入被动。前期投入收不回来，村民又把压力全部推到他身上。过去那些“为了村集体”的话，到了分钱落空的时候，便变成了村民口中的责任。
李宏伟遇害后，事情彻底失控。高启强曾提醒高启盛，《孙子兵法》讲“围师必阙，穷寇莫追”，意思是逼人不能逼到绝路。可高启盛已经杀死李宏伟，原本尚有缓和余地的冲突，被推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
高启强为什么仍要对李有田下狠手？原因不只是报复。李有田失去儿子，又交出了村主任的位置，几乎没有可以牵挂的东西。他准备自首，还打算把赵立冬、孟德海以及其他涉事者全部牵扯出来。对高启强而言，这已经不是一个村主任的威胁，而是一条可能引爆整张关系网的引线。
更麻烦的是，李有田熟悉莽村，也知道不少项目内幕。他若进入司法程序，过去的土地交易、利益往来和人为安排，都可能被重新查问。高启强熟读兵法，当然明白“穷寇莫追”的道理，但他也明白，李有田并不是普通的困兽，而是握着秘密、随时可能反咬的困兽。
李有田败得并不突然。他把村民支持当成个人权力，把赵立冬的利用当成长期庇护，又把每一次合作都看成可以临时反悔的买卖。对他来说，只要价钱更高，立场就能变化；可在各方眼里，这也意味着他没有真正可靠的立场。
所以，赵立冬可以放弃他，程程可以利用他，村民也可以在利益落空后把他推出来承担后果。到了他准备离开莽村的那天，能替他说话的人，已经一个都没有了。巷口的车灯亮起，他没有等来援手，只等来了高启强安排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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