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女子不如男？常香玉全国巡演捐赠米格15战机支持志愿军！

1951年秋，西安火车站，常香玉带着香玉剧社的演员登上列车，行李并不多，账本却被她贴身收着。那里面记录的不是个人收入，而是一场场义演所得。她要做的事，在当时听来近乎大胆：靠唱戏筹钱，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年出生于河南巩县，也就是今天的巩义。她的童年并不体面，家境贫寒，父亲张福仙曾随戏班谋生，后来嗓子坏了，只能回乡务农。为了填饱肚子，年幼的张妙玲跟着母亲外出讨饭，亲眼见过穷困怎样压低一个人的腰。

九岁那年，亲族曾打算把她送去做童养媳。张福仙没有答应。他明白，女儿若留在家里，恐怕连温饱都难以维持，于是咬牙让她学戏。这一决定，在当时并不容易。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女子登台更常被视为有失体面，族人甚至放话，要是孩子学戏，就把她逐出张家。

张福仙仍然没有退缩。后来，张妙玲拜常会庆为干爹，改名常香玉，正式走上梨园道路。“香玉”这个名字寄托着长辈的期望，也让她避开了家族阻拦。名字变了，苦日子没有变。吊嗓、压腿、下腰、练身段，一样都不能少。

她十二岁左右登台时，曾因候场睡着而受到父亲训斥。张福仙告诉她，乡亲们拿粮食来看戏，演员站上台就肩负着责任，不能把舞台当成儿戏。这句话，后来被常香玉概括为“戏比天大”。它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她几十年艺术生涯里最硬的一条规矩。

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局势日益紧张。常香玉随家人辗转到陕西谋生，也开始参加义演，为抗战筹集衣物、药品和款项。她唱的不只是才子佳人，也把个人遭际、民族苦难和舞台责任联系在一起。豫剧原本主要流行于河南一带，经她不断改造，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地域。

常香玉的唱腔并非凭空形成。她吸收京剧、评剧、秦腔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方法，又保留豫剧明快质朴的特点，逐步形成独具辨识度的常派艺术。丈夫陈宪章长期为她整理剧本、设计唱腔，甘愿退居幕后。两个人一个登台，一个执笔，配合得十分紧密。

1948年，常香玉夫妇在西安创办香玉豫剧学校，接收不少流离失所的贫苦孩子。那时办学条件有限，吃饭、住宿、排练都要设法解决，但她坚持认为，真正的传承不能只靠口传心授，还要给孩子们一条能够站上舞台的路。

新中国成立后，常香玉的身份和舞台环境发生了变化。过去被人轻视的戏曲艺人，开始成为服务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她参加基层演出，也曾为国家建设捐出积蓄。抗美援朝开始后，听到志愿军在前线作战、空中掩护不足的消息，她产生了捐献飞机的想法。

有人劝她别把目标定得太高。她回答：“一架不够，就多唱几场。”这句话是否逐字留存，已经难以核实，但她确实把计划付诸行动。常香玉卖掉金银首饰，剧社成员也共同参与，并设立专门账户，所有义演收入统一存入其中。

从1951年起，香玉剧社展开大规模义演，足迹遍及西安、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并深入县乡村镇。半年多时间里，剧社演出一百七十多场，演员奔波劳顿，常常刚下台便赶路。观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许多人步行很远，只为看一场《花木兰》。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这段唱词在各地传唱，恰好回应了常香玉自己的经历。花木兰替父从军，常香玉则用一副嗓子承担起筹款重任。她没有把女子形象写成柔弱的陪衬，而是唱出了劳动、担当和家国责任。

经过连续义演，剧社共筹得旧人民币十五点二亿元，捐献了一架米格十五战斗机。志愿军方面后来将飞机命名为“香玉剧社号”。这架飞机的价值，不仅在于账面上的款项，更在于它把一位艺人的个人影响力，转化成了全国观众共同参与的行动。

1952年全国文艺汇演期间，毛泽东观看常香玉演出后接见了她，并肯定她为前线捐献飞机的举动。随后，香玉剧社还承担了慰问志愿军的任务。朝鲜战场条件艰苦，演出地点经常变动，常香玉仍坚持登台，用豫剧唱腔把祖国人民的问候送到官兵身边。

战争结束后，她没有把捐飞机当作一生功劳，而是继续收徒、办学、整理剧目。汪荃珍、虎美玲、李金枝等演员，后来都成为常派艺术的重要传承者。常香玉讲究的不只是唱得响亮，更是字清、腔稳、人物立得住。

1959年，毛泽东在郑州观看《破洪州》后，曾提议让常香玉剧团进京演出。此后，她的艺术成就得到更广泛认可。常香玉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条道路并不算顺利，但她在艺术实践和公益义演中的表现，早已说明了自己的选择。

2004年6月1日，常香玉在郑州逝世，享年八十一岁。她留下的，不只是“豫剧皇后”的称誉，也不只是那架以剧社命名的战斗机。更具体的遗产，是一套唱腔、一批弟子，以及一条从贫困童年走向人民舞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