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界分——启动刑事控告的“第一道门槛”（1）

摘要：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界分，是被害人启动刑事控告的首要障碍。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及立案追诉标准为依据，围绕签约时的非法占有目的、欺骗手段是否掏空交易对价、资金流向三个维度，建构刑民界分的操作标准，并结合指导性案例与实务案例说明控告材料的组织方法。被害人应当摒弃“被骗即犯罪”的直觉判断，转而以履约能力、资金流向、事后态度等客观事实反向论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通过“三笔账”的证据组织方式，将民事外观下的诈骗事实呈现为符合刑事立案标准的控告材料，从而提高控告的受案率与立案率。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民事欺诈、非法占有目的、刑民界分、刑事控告

是欺诈还是诈骗？关键看三点：行为人签约时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欺骗手段是否足以掏空交易对价，钱款最终流向了哪里。三者叠加，决定案件走刑事程序还是民事程序。从规范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将合同诈骗罪规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犯罪，民事欺诈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调整，产生可撤销的法律后果。同一行为究竟落入哪个规范领域，直接决定被害人能否借助国家追诉力量实现权利救济。本文围绕刑民界分的判断标准、规范依据与控告材料组织三个层面展开，为被害人跨越控告的“第一道门槛”提供可操作的判断框架。

一、为什么“定性”是控告的第一道门槛

司法政策一再强调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刑事犯罪办理，公安机关对涉合同类报案的审查因此格外谨慎。这一政策取向具有充分的规范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规范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规范性文件均明确要求，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在此背景下，被害人如果不能在控告材料中回答“这为什么是犯罪而不是违约”，控告就可能在受案审查阶段被分流至民事诉讼轨道，甚至直接不予立案。

定性的意义不止于程序入口：

其一，定性决定证明对象：控告人必须围绕犯罪构成要件组织事实，而非围绕违约损失计算赔偿；

其二，定性决定证据规格：刑事立案要求达到“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明显高于民事起诉的门槛；

其三，定性决定救济力度：刑事程序中的查封、扣押、冻结与追赃挽损机制，是民事保全难以比拟的。

因此，定性分析是控告工作的起点，也是贯穿控告材料始终的主线。

二、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如何区分？三重判断标准

其一，主观目的不同。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自始不打算履行合同、意图将对方财物据为己有；民事欺诈的行为人虽虚构了部分事实，但仍希望通过交易获取履行利益，主观上并不排斥合同义务的履行。

其二，欺骗手段的程度不同。合同诈骗中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必须达到“掏空交易对价”的程度，即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交付财物后无法获得约定对价；民事欺诈中的虚假陈述通常仅影响交易条件、价格或数量，合同的基础对价关系仍然存在。

其三，财物流向与事后态度不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取得财物后往往用于挥霍、偿债、转移或隐匿，并迅速失联、逃匿；民事欺诈的行为人取得价款后通常投入生产经营，纠纷发生后仍以协商、部分履行等方式回应。

三重标准并非孤立适用，应当作整体判断：签约时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核心，欺骗手段的程度是外观，资金流向与事后态度是印证。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正是通过三项要素的相互印证，完成对“名为违约、实为诈骗”事实的整体认定。控告人在组织材料时，也应当围绕三重标准搭建事实框架，避免仅就单一情节作碎片化陈述。

三、民事撤销与刑事追责是“二选一”吗

不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民事撤销权与刑事追责分属不同法律部门，功能各异：前者旨在恢复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使合同效力归于消灭；后者旨在惩罚犯罪、追缴赃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二者并非“二选一”的排斥关系，而是可以并行不悖。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实践中遵循以“先刑后民”为原则、以“刑民并行”为例外的立场：当同一事实同时涉嫌犯罪与民事欺诈时，刑事程序的推进通常优先，民事案件可能中止审理或移送犯罪线索；但被害人为及时保全财产，仍可先行提起民事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控告人向办案机关陈述时，应当如实披露已经启动或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仲裁情况，避免因隐瞒程序信息而被质疑控告动机，甚至被误读为以刑事手段干预民事纠纷。程序信息的透明，反而能够强化控告的正当性与可信度。

四、实务中办案机关看什么

结合办案经验，立案审查通常围绕四个要素展开：签约时的履约能力，即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没有履约的资本、货源或项目；履约行为，即收款后有无组织生产、采购、发货等真实履约动作；资金流向，即被害人的钱款最终进入谁的账户、用于何处；事后态度，即纠纷发生后行为人是积极协商还是逃匿失联。这四个要素并非经验直觉，而是与司法文件的明文规定一一对应：《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根据行为人签订合同时的履约能力、履行行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事后态度等客观事实综合判断。

控告人应当理解办案机关的审查逻辑：立案人员不会仅凭控告书的陈述作出判断，而是逐项核对客观证据。因此，控告材料应当按照上述四要素分门别类地装订证据，使每一项主观判断都能落在银行流水、工商登记、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客观载体之上，形成可供审查的完整证据链。

五、类案裁判规则给出的启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温某某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检例第91号）明确：办理涉企合同诈骗案件，应当严格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违约的界限，重点审查行为人有无实际履约能力、有无履约行为、资金去向以及未履约原因，防止把经营失败、市场风险引发的纠纷作为犯罪处理。

该指导性案例传递出两项对控告方至关重要的规则：

第一，“无履约能力”与“未履约”是两个不同的命题——经营风险导致的履行不能属于民事违约，只有签约时即不具备履约能力且虚构履约表象的，才可能构成犯罪；

第二，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不立案决定实行立案监督，为控告人提供了程序救济通道。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亦反复申明，刑民界分应当穿透合同外观，审查交易的真实目的与财物的实际流向。

六、控告方应当怎样组织事实与证据

建议按“三笔账”整理材料：

一是签约账，还原对方在谈判、签约时陈述了哪些虚假信息，包括伪造的资质文件、虚构的项目背景、冒用的他人名义等，用以证明欺骗手段的存在；

二是资金账，用银行流水说明钱款去向，重点标注与合同约定用途不符的支出、向无关第三方的转账、大额取现等异常节点；

三是行为账，罗列行为人收款前后的异常举动，如频繁更换联系方式、注销公司、转移资产、拒不见面等。三笔账的组织方式，实质是将犯罪构成要件转化为证据清单：签约账对应“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资金账对应“骗取财物”的危害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行为账对应事后态度这一补强要素。在装订顺序上，建议先以时间轴勾勒案件全貌，再按三笔账分组排列证据，每组证据前附一页证据说明，写明证明对象与证明逻辑。如此，办案人员翻阅材料时能够快速建立“行为模式—证据支撑”的对应关系，控告的定性主张也就水到渠成。

武汉刑事律师王丰小律师认为，定性分析必须建立在证据之上，被害人不宜仅凭“被骗了”的主观感受启动控告，而应先完成履约能力、资金流向、事后态度三个维度的证据梳理，再以三重标准为框架撰写控告事实。实务中，一份高质量的控告材料，往往不是在控诉情绪上用力，而是在客观事实的排列组合上用力——当银行流水、工商档案与通讯记录被按照构成要件的逻辑重新编排之后，“名为违约、实为诈骗”的结论便不言自明。

七、规范依据梳理

刑民界分的规范依据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刑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了单位犯本罪的处罚。

第二层级是立案追诉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明确了合同诈骗案的立案数额门槛，是控告能否进入刑事程序的量化依据。

第三层级是司法政策与指导性文件：《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确立了非法占有目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判断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企案件的规范性文件与检例第91号指导性案例，则划定了防止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的政策边界。

八、理论争点与实务立场

理论上，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的界分存在“主观目的说”“客观损害说”与“综合判断说”之争。

主观目的说主张以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唯一标尺；

客观损害说强调交易对价是否落空、被害人是否遭受实质财产损失；

综合判断说则认为应当结合主客观要素作整体评价。

通说与司法实务均采综合判断说，理由在于：主观目的存在于行为人内心，必须通过客观事实予以证明，而单纯的客观损害又可能由市场风险、经营不善等民事原因引起，不足以单独支撑刑事定性。

实务立场可归纳为三点：

其一，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核心，但其认定必须客观化；

其二，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履行程度如何，是判断交易真实性的重要外观；

其三，控告材料应当呈现“综合判断”的事实基础，而非仅作主观目的的单点论证。

把握上述理论脉络，有助于控告人预判办案机关的审查思路，有针对性地补强薄弱环节。

九、实务案例：武汉某电缆买卖合同诈骗控告案的界分思路

王丰小律师曾成功代理被害人某电缆公司，就武汉市一起涉案金额1.27亿元的电缆买卖合同诈骗案提起刑事控告。该案中，行为人与某电缆公司签订电缆买卖合同，合同外观完备，供货规格、交付节点与付款方式一应俱全，行为人亦支付了部分款项，形式上极易被评价为买卖纠纷中的违约。接受委托后，王丰小律师没有止步于合同文本，而是围绕刑民界分的三重标准组织控告材料：

其一，就签约时的非法占有目的，梳理行为人在缔约阶段的资产状况与经营记录，呈现其签约时即不具备与合同规模相匹配的履约能力，亦未取得稳定的电缆货源；

其二，就欺骗手段，固定行为人在谈判、签约过程中作出的虚假陈述及其载体，说明该等欺骗并非个别条款的夸大，而是使某电缆公司误以为存在真实交易基础，足以掏空合同对价；

其三，就资金流向，以银行流水为主线，追踪某电缆公司支付的货款去向，呈现资金并未用于组织货源、安排生产等履约活动，而是被迅速分流至与合同履行无关的用途。

控告材料按“三笔账”的逻辑编排后，案件事实清晰地呈现出“名为违约、实为诈骗”的整体面貌，为被害人启动刑事程序奠定了坚实基础。

案例启示：本案提示，涉案金额巨大、合同外观完备的案件，恰恰最容易被挡在刑事门槛之外。控告方的工作重心不在于渲染损失规模，而在于用客观证据回答“签约时有无履约能力、欺骗是否掏空对价、资金流向何处”三个问题。三重标准逐项落地之日，即是刑民界分完成之时。

常见问题

问：对方签了合同但一直不发货，是诈骗还是违约？答：关键看签约时对方是否具备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有真实货源和经营、仅因资金周转迟延履行的，一般属于违约；签约时即无货源、无资本，且收款后迅速转移资金、拒不退还的，则可能构成合同诈骗。判断时可以顺着三个问题自查：第一，对方签约时陈述的货源、资质是否真实，有无虚构事实的行为；第二，收款后对方有无采购、备货等实际履约动作；第三，资金是否进入与履约相关的用途。三个问题的答案越指向“无能力、无动作、资金外流”，刑事定性的可能性越高；反之，则宜通过民事诉讼主张继续履行或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问：已经起诉民事案件，还能再报案吗？答：可以。民事诉讼与刑事控告并行不悖，但应向办案机关如实披露民事诉讼情况，避免重复评价。需要注意的是，民事裁判文书中对欺诈事实的认定，可以成为控告材料的有力证据；反之，控告人在民事诉讼中所作的陈述也应与控告事实保持一致，防止因前后陈述矛盾而削弱控告的可信度。若民事案件已经审理，建议将起诉状、庭审笔录、裁判文书一并附入控告材料，形成程序衔接的完整证据链。

问：被骗金额不大，只有几万元，公安机关会立案吗？答：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几万元的涉案金额已达到追诉起点，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审查。但数额刚过线的案件，办案机关对刑民界分的审查往往更为严格，控告人更需要把材料做扎实：一方面完整呈现欺骗手段与资金流向，证明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而非一般违约；另一方面核查行为人是否面向多人实施同类行为，若存在其他被害人，可以联合控告，数额累计后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与立案可能性都会明显提升。

【作者信息】王丰小，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委员、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危机公关法律事务部主任，京师律所（华中区）刑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京师律所（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理事、京师律所（全国）职务犯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获京师（武汉）律所“法律匠人奖”“年度优秀刑事辩护律师”等荣誉，具有多年美资互联网公司及世界500强国有上市公司危机公关、营销管理经验。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主要执业领域涵盖刑事辩护与刑事控告、合同纠纷、执行案件、企业重大及突发危机公关、房地产与建设工程、投资并购与债权清收等，擅长合同诈骗罪刑事控告、刑事辩护与追赃挽损。执业理念：以专业立身，以尽责护权。如您正面临合同诈骗等刑事法律问题，可通过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官方渠道预约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