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0月1日清晨，中南海丰泽园值班室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卫士长阎长林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周恩来。他问得很直接：“主席睡了吗？”
这已经是周恩来第三次打来电话。
阎长林心里明白，毛泽东还在办公室里工作。面对周恩来的催促，他只能如实回答：“还没有，我也没有办法。”
电话那头明显急了。下午两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要举行第一次会议；下午三点，天安门广场还要举行开国大典。周恩来担心毛泽东连续工作一夜，身体撑不住，便让阎长林无论如何想办法提醒主席休息。
阎长林走进办公室时，毛泽东仍伏在桌前批阅文件。窗外天色已经渐渐发亮，桌上的文件却没有减少多少。阎长林轻声转达周恩来的意思，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笔尖仍在纸上移动。
这种时候，工作人员最为难。催得太紧，可能打断主席的思路；不催，又担心他过度疲劳。阎长林只好退到门外等候，没敢继续打扰。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终于放下笔，走到院子里散步。他抬头看了看天空，又在院中来回走了几圈。那不是闲逛，而是他长期形成的习惯：工作告一段落后，先活动身体，再准备入睡。
阎长林回忆，毛泽东随后交代：“下午一点叫醒我。”说完，他才回房休息。几个小时后，阎长林按时走到床边提醒。毛泽东很快醒来，揉了揉眼睛，感叹了一句：“这么快呀。”
这句抱怨很轻，却能看出当时的紧张程度。共和国成立的仪式近在眼前，新的政府机构也要立即运转，开国并不是一场典礼那么简单，背后还有大量文件、会议和制度安排。
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后，居住条件比战争年代改善不少，但生活作风并没有随之改变。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既是住处，也是办公场所。房间陈设朴素，书籍和文件占据了相当位置，工作人员很少进行过多装饰。
有人曾建议在院子里多摆些花草，毛泽东却认为，来这里的人很多，领导干部、工农代表都会看到。如果住处布置得过于讲究，容易造成不好的影响。这个考虑，和单纯追求舒适完全不是一回事。
开国大典前，毛泽东还专门做了一套中山装。裁缝王子清为他量体时，毛泽东说，衣服虽然还有几件，但穿旧衣服参加人民的大喜日子不太合适。话说得朴素，分寸却拿捏得很清楚：该节省时节省，重要场合也要体现庄重。
这套衣服没有复杂装饰，合身、整洁、端正。它并非为了显示个人排场，而是因为一个新政权即将面对全国人民和世界。服装的变化很小，场合的意义却极重。
下午一点多，毛泽东起床后赶往勤政殿。下午两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及政府委员出席。会议宣布有关任职事项，并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施政方针。
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对于刚刚诞生的国家来说，这些任命意味着革命力量开始转入国家治理，战争年代形成的组织体系必须迅速承担新的责任。
会议结束后，距离开国大典已经不远。有人劝毛泽东稍作休息，按时赶往天安门即可。毛泽东却笑着说，过去打了多年“疲劳战”，今天建立新中国，似乎又要打一场“疲劳战”。
周恩来接过话头，认为这是高效率的疲劳战。两人的对话只有几句，却很能说明当时的状态：没有庆功宴式的松弛，也没有仪式前的从容，一切安排都被压缩在极短时间内。
车队从中南海出发，经过西华门一带，驶向天安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大批群众，城楼重新布置，红旗、宫灯和巨幅画像映入眼帘。旧时代的宫门，第一次成为人民举行国家典礼的地方。
下午三时，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走到话筒前，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随后，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奏响，礼炮鸣放。礼炮共五十门，鸣放二十八响，象征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二十八年奋斗道路。城楼下人群的欢呼声持续不断，而城楼上的人们知道，宣告成立只是起点，真正繁重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清晨那三通电话，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催主席睡觉”的插曲。它让人看见了开国大典背后的另一面：典礼尚未开始，国家机器已经在争分夺秒地启动；领袖需要休息，文件必须处理，会议不能延误，既定程序更不能出错。那一夜到一天，正是从革命走向执政的紧要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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