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43年9月，盛京皇宫内，皇太极突然去世，清廷继承问题立刻变得异常尖锐。争夺皇位的，不只是多尔衮与豪格两个人，更是两套力量的正面碰撞：一边是掌握两白旗的多尔衮，另一边是拥护皇太极旧部、控制两黄旗的集团。
豪格是皇太极长子，又是镶蓝旗旗主，手中有兵，身后还有一批拥护者。多尔衮若直接登基，势必遭到两黄旗强烈反弹。鳌拜、索尼等人坚持拥立豪格，并非单纯替豪格争位，也是在维护皇太极留下的政治秩序。
僵局之下，双方都没有把握强行取胜。多尔衮最终同意拥立年幼的福临，也就是顺治帝。表面看，他没有成为皇帝；实际上，凭借摄政王身份，多尔衮掌握了朝廷大权。
这场妥协并没有消除矛盾，反而留下了更深的裂缝。豪格没有被立即清除，是因为他代表着一支完整的军事力量；鳌拜、索尼没有被杀，则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两黄旗，以及皇太极时代积累下来的功臣威望。
多尔衮掌权后，先处理的是能够直接威胁自身地位的人。豪格曾因言语触犯多尔衮，被削去爵位。清军入关后，豪格又凭平定山东、四川等地的战功恢复爵位，受封肃亲王，并在西征张献忠部的军事行动中立下功劳。
有意思的是，战场上的功劳并没有改变豪格在政治上的处境。豪格一旦回到朝廷，便重新成为多尔衮必须防范的对象。多尔衮以隐瞒部将冒功、任用罪人亲属等罪名追究他，将其下狱。
豪格死于狱中，时在顺治五年前后，年仅四十岁。关于他是否被直接下令处死，史料记载有具体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在多尔衮主导的政治清算中失去性命。多尔衮去世后，顺治朝为豪格恢复名誉，正说明此前的处理带有浓厚的权力斗争色彩。
索尼的情况不同。他支持过豪格，却没有豪格那样的兵权，也没有独立的旗主地位。多尔衮先免去他的启心郎职务，后来又以赠送物品、参与拥立豪格等事追究，将他夺官抄家，派去守护皇太极陵寝。
“索尼可用小罪压制，不必以大罪杀之。”这大致就是多尔衮的盘算。索尼被逐出权力中心后，影响力受到限制，便很难再形成现实威胁。若贸然杀掉这位老臣，反而可能激起两黄旗的不满。
鳌拜受到的冲击更重。顺治元年，因没有执行多尔衮要求公开斥责阿济格的命令，鳌拜被削去军功并罚银。此后，他又因庇护索尼、部下冒功等问题多次获罪，甚至因被指参与拥立豪格而被判死罪。
但鳌拜几次都没有真正走到刑场。原因并不复杂：他是能征善战的八旗将领，入关之后仍有军事价值。清军尚未稳固控制各地，朝廷还要依靠这些将领作战，多尔衮不能只看个人恩怨而不顾军心。
顺治七年，多尔衮再次追究鳌拜违令和包庇之罪，鳌拜仍被论死，后来改为罚赎、降爵。一个人屡次被判重罪，却始终没有被处决，恰好说明多尔衮对他的态度：必须压住，但不能轻易除掉。
豪格、索尼、鳌拜都曾与多尔衮为敌，结局却完全不同，关键不在于谁更“反对”，而在于威胁的性质不同。豪格有皇位继承资格，有旗主身份，还有军队和拥护者，属于可能重新聚拢力量的核心人物。
索尼是老资格的政治人物，鳌拜则是手握战功的将领。两人虽然不肯向多尔衮低头，却缺少单独挑战摄政权力的条件。于是，多尔衮采取了更稳妥的办法：夺职、罚银、降爵、守陵，让他们离开权力中心，却保留性命。
这不是宽厚，而是权力计算。对豪格，多尔衮必须消除后患；对索尼和鳌拜，多尔衮只需削弱其影响。清军入关初期，政权尚在扩张，能够带兵打仗、维系八旗秩序的功臣，不能全部推向绝路。
因此，豪格死于狱中，索尼被迫守陵，鳌拜屡次论死却得以保全。三个人都曾是多尔衮的政敌，却因兵权、声望和现实价值不同，承担了完全不同的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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