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大和六年春，长安兴唐寺立起了一方石碑，五千余字，全部取自王羲之的行书。原石后来毁于战乱，幸运的是初拓本留了下来，今天藏在故宫的这册剪裱本被定为一级文物，是目前已知唯一传世的唐拓王羲之行书集字碑刻。
这件事的背景可以往前推一百六十年：怀仁集《圣教序》之后，唐代宫廷一直在尝试更大型的集王字工程，但字数越多，字与字之间的拼接痕迹就越难掩盖。《金刚经》要处理的问题比《圣教序》更棘手——经文五千余字，可用的王羲之真迹单字数量有限，必须从不同的来源中挑选，还要让整篇读起来不散。
这方碑集字底本来自内府所藏的王羲之真迹，同时参考了已经集成并刻石的《圣教序》，把怀仁当年处理过的字直接调用了过来。这意味着《金刚经》站在《圣教序》的肩膀上完成了二次筛选——哪些字的形态适合入碑，哪些字的行气容易被拼接打断，这些问题在《圣教序》阶段已经暴露过一轮。
对比《圣教序》和《半截碑》，差异集中在三个层面。体量上，《金刚经》五千余字，是《圣教序》的近三倍，《半截碑》更是远不能比。行气衔接上，《圣教序》摹刻时行书入碑的技术尚不成熟，字与字的呼应关系在刻石过程中损失较多，而《金刚经》上下字之间的牵丝走向在拓本中保留得更为清晰。
风格上，《半截碑》保留的是王羲之信札中的洒脱笔意，《金刚经》则呈现出更平和的书写状态，接近王羲之抄经类文本的节奏。对学习王羲之行书的人来说，这件东西最实际的价值在于笔锋动作的可读性。
刻石越晚、工艺越精，拓本上保留下来的起笔方向、行笔过程中的压力变化、收笔时的回锋角度就越完整。故宫唐拓本的墨色浓厚，字口清晰，一厘米见方的字在拓本上仍然能看到横画起笔的入纸角度和转折处笔锋换面的痕迹。
直接对着《圣教序》拓本临写，很多字的起笔形态是模糊的，容易被误读成方切或圆转；对着《金刚经》唐拓写，起笔是露锋直入还是藏锋轻按，一看便知。把这部经当作《圣教序》的补充来写，找同一个字或相同偏旁的字做参照，比反复猜测刻痕要有用得多。
而今，我们新集王羲之《金刚经》进行了超高清1：1色微喷复刻，细节纤毫毕现，非寻常四色印刷可比，并添加释文一一对应，便于您临摹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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