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从并立到对立——双峰叙事何以滑向“两个时代论”？

一、提出问题

张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 是近年英语世界罕见的中国文学通史。此书叙事简要，配以大量韵文翻译，尝试向西方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的大轮廓 (整体面貌)。

在论及中唐时，张教授以元白并提的形式讨论中唐新乐府诗（元稹、白居易并提）；在论及盛唐诗歌时，张教授更以整整一章（Chapter 7）并论李白和杜甫。

Arthur Cooper, Li Po and Tu Fu

“李杜”“元白”“韩柳”“苏辛”之类，都是文学史叙事中常见的“并提”案例。然而，笔者发现，这种“并提并立写法”，有其利也有其弊。

张教授以对比为切入点（Li and Du: In Friendship and in Comparison）书写李、杜在文学史上的表现，这令人联想起“定形固化”/historical stereotypes（参看：Cristian Tileagă and Jovan Byford eds.Psychology and History: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pp.242–268）

因为张教授最终將李、杜二人的诗歌面貌概括为“迥然不同/ver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Zhang 2023:131)。

请看Li and Du: In Friendship and in Comparison 这一节的结论：“如果说，李白更多书写了自己——他的个人欲望、幻想和情感，载之以更为自由的古风与歌行，那么杜甫则是以更严格的律诗为载体，更多展示了对时代与民生的忧心，更多地记录了普通百姓的苦难与大唐帝国的衰落。李白的风格自成一家，而杜甫不仅写下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借此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苦。这两位伟大的诗人，在诗歌艺术高度上难分伯仲，但确实迥然不同，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其实经历过并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张隆溪，中文版页195）。

“迥然不同”、“两个时代说”（two different times）是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比较李、杜二人得出的总结。

《李白与杜甫》

张教授的其他论述也有“二元对立”的意味，例如“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对“生来就是天才(李白)”。张教授强调杜甫用功写律诗：“杜甫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诗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创作水平。而李白则不然，他生来就是一个天才……杜甫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比李白更大。”(Zhang 2023:141; 中文版页211。）这大致是(杜)人力人间、天才仙家(李)之别。

相似的论调，萌生于中唐。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将李杜并提，但元稹明确贬抑李白，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传》）。

元稹认为李白的成就比肩杜甫，但元稹以诗律声韵为标准，率先确立了“杜优于李”的叙事。

张教授的论述看似延续了中国文学史中“李杜并提”的传统框架，实则导向一个鲜明的史学判断：李杜诗大不相同，各有擅长的体裁；二人经历并代表“两个时代”(they can be said tolive and representtwo different times. SEE Zhang 2023:131)。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李〕差肩于子美”。

这一判断虽然只是“can be said”，但为什么张教授有此说法、结论？“两个时代论”涉及文学史书写中的核心问题——诗人的定位及其所属时代（各自represent 不同的时代），值得深入检视。

本文将从生平史实、战乱经历、诗作内容及接受史框架四个层面，讨论“two different times / 两个时代说”能否成立、“时代切割”（Periodization）有没有得到论证。

我们也略探“并提”和随之而来的“二元对立”可能产生什么后果。

李、杜并称至迟在中唐已相当流行；元稹墓志所说“时人谓之李、杜”，正说明二人已被并列为一组。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则进一步强化了二人并举的经典地位。

双峰并峙的格局后来经历“扬李抑杜”(孟棨) 或“抑李扬杜”的变化，其历程值得文学史家深入研究（参看：Cristian Tileagă and Jovan Byford ed., Psychology and History: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42–268. 特别参考Mark Knights撰写的第12 章 "Historical stereotypes and histories of stereotypes"）。Histories of stereotypes是指史学家书写出来的、关于stereotypes本身的历史。

Psychology and History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 (Cambridge UP, 2014)

二、李、杜生卒年与安史之乱：同一乱世的亲历者

（一）在世年期的大幅度重叠

从最基本的生平史实来看，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的在世年期高度重叠。李白年长杜甫十一岁，但是两人的主要创作期、生命历程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段。　　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杜甫卒于大历五年（770），两人的卒年仅相隔八年。换言之，杜甫在李白去世后还活了八年。

这八年（762—770），属于“两个时代”中的后一个时代？张教授没有明确界定。　　安史之乱结束于763年，晚于李白去世大约3个月。至德二载（757）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其后长安虽仍受战争余波与政治震荡影响，但未再为安史叛军攻陷。自759年冬以后，李、杜二人都已不在安史叛军与唐军直接交战的主战场。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乱平后的七年（763—770），也不是一切太平安定。杜甫在乱平后面对的仍是安史之乱遗留下来的藩镇割据、民生凋敝和政治动荡。 李、杜两人的生命轨迹，实际上共同覆盖了盛唐的巅峰和转折，而非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单元。

换言之，若以762年即李白卒年为界将历史断分成前后两个时代，能有多少道理呢?

（二）安史之乱中李杜齐遭大厄难

安史之乱（755—763）是关键历史事件(一般认为大唐自此国势转衰)，也是检验“两个时代说”是否成立的核心试金石。

张教授将杜甫定位为“记录了普通百姓的苦难与大唐帝国的衰落(的诗人)”，这一论述隐含的前提似乎是：杜甫亲历了衰世，而李白则不然。

然而，史实并不支持这一前提。　　若论the miseries of his time，李白获“附逆罪”被捕、下狱，还被流放，李白经历之不幸/miseries，并不逊于杜甫所经历的困厄。

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正在中原和江淮一带活动。乱起后，他与妻子宗氏南奔避难，辗转于当涂、宣城、剡中、金陵等地，其后西上入庐山隐居（王琦《李太白集注》卷十二）。

至德元载（756）末到二载（757）初，李白应永王李璘之聘入幕，随永王军东进江淮。太子李亨即帝位后，永王被视为抗命叛逆，兵败被杀，李白以“附逆”罪名被捕，囚于寻阳，后虽免死，仍被判流于夜郎（今贵州桐梓）。

获罪、下狱、流放的遭遇，能比杜甫好过？

干元二年（759）春，李白于白帝城遇赦，随后顺长江东下，经江陵、江夏（今武昌）、巴陵（今岳阳，洞庭湖一带），有《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280）。其后他东下淮南、江南（金陵、宣城一带）。

李长之《李白传》，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至德元载（756），杜甫把家迁至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闻太子（肃宗）在灵武即位，他北上投奔，途中被叛军俘虏，押至长安。

至德二载（757）春，杜甫困居叛军占领的长安，写下《春望》等诗；同年四月，他冒死从金光门逃出，抵达凤翔投奔肃宗，获授左拾遗（参看：洪涛《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三)》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05-23﹔https://news.qq.com/rain/a/20250523A01K7L00）。

乾元元年（758），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而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干元二年（759），关中饥馑、战事未息，杜甫弃官西行，辗转秦州、同谷，于年末入蜀，定居成都。

比较李、杜二人的经历可知：在安史之乱最激烈的阶段（755—759年秋），李白和杜甫同样身处乱局之中。

李白因卷入永王案而下狱、流放，其政治遭遇直接源于安史之乱引发的唐室内部权力重组；杜甫则被俘、逃离、被贬谪、弃官，其生命轨迹同样被战乱彻底改写。

总之，李、杜二人都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受害者，而非一人身处乱世、另一人超然其外。

《杜甫草堂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三）公元759年冬季以后，李杜二人皆在“非战区”

张隆溪教授的“两个时代说”可能令读者误会：杜甫在安禄山发难后流离于战火之中，而李白则已远离乱局乱世。

其实，干元二年（759）年末之后，两人的地理处境实际上呈现出惊人的对称性—— 都避难于长江以南地域。

杜甫759年冬季入蜀，定居成都，其后辗转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蜀地凭借天险，并非安史叛军直接攻城野战之主战场（主战场在河北、河南、关中）。杜甫的所在地，属于相对稳定的西南后方。

李白759年春遇赦后，顺长江东下，活动于江夏、洞庭、金陵、宣城一带，身处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江淮之地同样没有安史叛军主力的大规模攻城作战，叛军始终未能越过睢阳彻底踏平江南。

换言之，自759年冬起，两人都不在朝廷军与安史叛军直接厮杀的主战场。

杜甫在成都虽避开了最惨烈的正面战事，但仍因区域动乱而流寓南方；李白在江南同样处于“受战乱间接冲击，但非叛军直接交战区”的状态。

成都草堂（近人重修）。杜甫居草堂四年，写下240多首诗篇。

两人此后的创作，都持续回应这场长达七年的内战——763年，杜甫在梓州听闻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写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李白在江夏写下“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的沉痛之句(《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误逐世间乐，颇穷理乱情。

九十六圣君，浮云挂空名。

天地赌一掷，未能忘战争。

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

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

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

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

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

叹君倜傥才，标举冠群英。

开筵引祖帐，慰此远徂征。

鞍马若浮云，送余骠骑亭。

歌钟不尽意，白日落昆明。

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

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

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

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

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

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

无人贵骏骨，騄耳空腾骧。

乐毅傥再生，于今亦奔亡。

蹉跎不得意，驱马还贵乡。

逢君听弦歌，肃穆坐华堂。

百里独太古，陶然卧羲皇。

征乐昌乐馆，开筵列壶觞。

贤豪间青娥，对烛俨成行。

醉舞纷绮席，清歌绕飞梁。

欢娱未终朝，秩满归咸阳。

祖道拥万人，供帐遥相望。

一别隔千里，荣枯异炎凉。

炎凉几度改，九土中横溃。

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

草木摇杀气，星辰无光彩。

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函关壮帝居，国命悬哥舒。

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

公卿如犬羊，忠谠醢与菹。

二圣出游狩，两京遂丘墟。

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

节制非桓文，军师拥熊虎。

七宝散金帛，千金散锱铢。

九土忽翻复，苍生困泥涂。

人心失去就，贼势腾风雨。

惟君固房陵，诚节冠终古。

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

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

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

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

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

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

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

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

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

良牧称神明，深仁恤交道。

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

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

樊山霸气尽，寥落天地秋。

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

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

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

纱窗倚天开，水树绿如发。

窥日畏衔山，促酒喜得月。

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

呼来上云梯，含笑出帘栊。

对客小垂手，罗衣舞春风。

宾跪请休息，主人情未极。

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逸兴横素襟，无时不招寻。

朱门拥虎士，列戟何森森。

剪凿竹石开，萦流涨清深。

登台坐水阁，吐论多英音。

片辞贵白璧，一诺轻黄金。

谓我不愧君，青鸟明丹心。

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

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

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

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

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

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

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

连鸡不得斗，战伐何时休？

君又临江夏，高义振南州。

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

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

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

连鸡不得斗，战伐何时休。

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

据说此诗作于李白遇赦之后，时值759年在江夏（武昌）。全诗共600多字，是李白自传性最强的长篇古诗（诗中明确提到“却放夜郎回”，见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726。）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诗中“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之句见于安史战乱叙事段落，是对天下浩劫的慨叹；未必是哀江夏当地百姓之亡，而是对整个安史祸乱的总体悲愤。　　如果有人说李白不像杜甫那样关心天下苍生、忧国忧民，那么李白“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之句适足以反驳这种“（李诗／杜诗）泾渭分明”的说法。 总之，这首《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主要回顾李白自己一生、叙述被流放夜郎的冤屈，向江夏太守韦良倾诉。战祸民生是诗中其中一节的内容。

李白、杜甫，很难说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诗人，因为他们在同一个浩劫(755-759年)中幸存下来，安史之乱爆发第五年他们已避居长江以南。他活在同一个政局欠稳的时代（杜甫在大乱平定后还活了约七年）。

三、诗作内容的再审视：李白的时代悲鸣

张隆溪教授将李白定位为“更多书写了自己——他的个人欲望、幻想和情感”，将杜甫定位为“更多展示了对时代与民生的忧心”。

以整体情况论，这一判断是有其观察基础的，但若将这说法延伸，甚至以此作为“（经历）两个时代”的证据，则属于重量不重质，过度简化了李白诗作的内涵。

《李太白文集》南宋时期蜀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那么，李白“展示对时代与民生的忧心”很罕见吗？只是他诗中偶然一见？不妨让具体诗作来说明这一点。请看下文。

（一）李白晚年的战乱书写

李白《古风・其十九》作于至德元载春，尚在李白入永王幕府之前。诗以游仙开篇，幻想凌虚登天，然而自云端俯视人间，却见洛阳沦陷、胡兵横驰、生民流血。诗末痛斥叛贼窃据官爵，哀悯罹难百姓：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前十句鋪陳遊仙情境；至“俯視洛陽川”二句，視角驟然由高空轉向陷落的人間；末二句“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更以極強烈的意象揭出戰亂現實。前文的飘逸全部转为反讽，力度全在这一“俯视”所见。

蒋志《李白与地域文化》，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版。

至德元载（756）末至二载（757）初，李白在永王幕府，写出一组《永王东巡歌》，这组诗几乎公认是为永王写的颂歌。

后来，李白又撰写《上皇西巡南京歌》绝句十首写“西巡”（“上皇”隐指唐玄宗）。“西巡”正和“东巡”相对。

李白在永王幕府之时，太子在灵武即位，玄宗退居为太上皇。永王出兵，名义是奉上皇之命平叛，但李亨（肃宗）并不认可永王东下，视之为擅兵、谋自利。李白似乎并不完全洞悉皇室兄弟之间权力冲突，他似乎相信永王出师的目标纯为北上扫清安史叛军、收复中原。

《永王东巡歌》中，有大量赞美、张扬永王军威的内容，后世多数文学史书、选本多将《永王东巡歌》定性为幕府颂诗、赞歌，组诗的主要内容是：

1. 歌颂永王出师的合法性：“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把永王东巡书写成得到帝王授权的勤王义举。

2. 铺陈水师盛大军容：写楼船浩荡、军纪严明，渲染兵威。

3. 赞美永王“贤王”身分：“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把永王塑造成铤身而出、拯救中原的宗室栋梁。

4. 同时穿插李白个人用世抱负：名句“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以谢安自比，希望辅佐永王平胡，建立功业，寄托了李白自己扫除战乱、建功立业的理想。

李白说要为君“净胡沙”。什么是“净胡沙”？“胡沙”代指安禄山叛军（安史之乱，叛军多胡族将士）。李白愿助唐室扫荡平定胡虏造成的战乱。

郁贤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

因此，说李白“更多书写了自己……”，固然没有说错，但李白“更多书写了自己”与李白忧国忧民，未必有冲突。

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绝句第十首的史实信息也很确凿：李白作诗之时已经知道长安收复、太子李亨继位（“少帝”）、玄宗回銮归长安：

剑阁重关蜀北门，

上皇归马若云屯。

少帝长安开紫极，

双悬日月照乾坤。

其他九首（第1至第9首），全部回溯天宝十五载（756）玄宗奔蜀入成都的旧事，写成都风物、“南京”的地位。

据说，《上皇西巡南京歌》是李白获赦后(759年)的作品。

剑门关近貌（古剑门关楼历经战火早已毁坏）

“西巡”和“东巡”组诗，合共二十多首，至少说明李白对时事不是漠不关心。杜甫多写百姓的生活景况，李白的组诗则写皇室的大动向。李白留心国事的发展，实是另一种形态的忧国忧民。

李白759年遇赦后，在江夏、洞庭、江南一带的创作并非仅有“山水、迁谪之愁、饮酒抒怀”。上面提到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是李白晚年最长的赠答诗之一，其中明确写道：“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此句直面安史之乱带来的生灵涂炭，其悲悯之深、控诉之烈，超出个人欲望、幻想和情感的抒发。

同样，李白《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1412)云：

修蛇横洞庭，吞象临江岛。

积骨成巴陵，遗言闻楚老。

水穷三苗国，地窄三湘道。

岁晏天峥嵘，时危人枯槁。

思归阻丧乱，去国伤怀抱。

郢路方丘墟，章华亦倾倒。

风悲猿啸苦，木落鸿飞早。

日隐西赤沙，月明东城草。

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

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昊。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借荆楚古地的残破，写战乱之后四处皆丘墟、民生凋敝。这些诗句表明，李白同样具有强烈的时代关怀，为苍生遭劫难而发出浩叹、向上天质问(“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昊”)。

蒋志《李白与地域文化》认为李白和杜甫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人（《李白与地域文化》，巴蜀书社2011年版，页234）。

（二）书写方式的差异，而非时代的分野

我们必须承认李杜在战乱书写上确有差异：杜甫《三吏》《三别》式的近距离民生纪实，将征兵、离散、饥馑等底层细节纳入诗歌；李白则更多以宏大的时代悲鸣呈现战乱浩劫，夹杂个人身世感慨，较少就地细察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细节。

然而，这种差异本质上是题材、诗学风格、审美取向的差异，而非历史时代的分野。将风格差异升格为时代“断裂”，是文学史叙述中的范畴误置（category mistake）。

《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杜甫759年冬天抵达成都。此后六、七年间，他因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出入成都，往来蜀地各处：

760年　筑草堂，成都生活正式开始　　762年　蜀中发生徐知道叛乱，杜甫暂时避乱梓州　　764年　再回成都，严武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　　765年　严武卒，杜甫离开成都，结束蜀地岁月。

766年　自云安迁居夔州，在夔居留近两年

以上所示，成都“草堂时期”大约五年，杜甫为我们留下一些写闲静生活的名篇（写居处、风景、日常）。这一类，就是大家印象中杜甫安宁平和的作品：

1、《客至》写草堂待客，村居闲淡。

2、《江村》写江村闲居，家庭安稳。

3、《春夜喜雨》写春雨，景物温润。

4、《绝句》两首，日月明丽轻快。

可见，杜甫在成都的日子，所写诗篇不全是“忧患书写”，其内容不尽是“怜悯苍生”。这类诗，大约有40、50 首。　　前贤也指出杜甫“草堂”时期诗篇的特点：“由于蜀地远离战乱不已的中原，加之草堂又地处郊野，因此杜甫的生活较为安定，心绪也较为恬静，这就使其草堂诗作的相当的一部分带有田园风味。大量描写郊野之景和抒发恬淡之情的作品，构成这一时期创作的特点。”(周维扬、丁浩选注《杜甫草堂诗选》，天地出版社2009年，前言，页1)。

“恬淡之情”自然是杜甫个人的心境。

萧涤非主编、张忠纲全书终审统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杜甫大历元年（766）夏抵达夔州，大历三年（768）正月离去，居夔州凡一年九个月（近两载），为其创作高峰阶段。存世450多首作于夔州，约占现存杜诗三分之一。

《解闷十二首》是杜甫夔州时期高度个人化的联章七绝，是诗人排遣一己烦闷的随笔式作品；但是，这一组没有直抒悲情，如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所论，杜甫把绝句转变为思考媒介，承载个人记忆、诗学评判和历史反思，属于心智层面的个人书写，而非浓烈的情感宣泄。

杜甫诗歌被视为“诗史”，其诗篇内容中个人经历与时代变迁高度重叠，大量作品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既然有自传色彩，那是不可能没有“自我”的。

杜甫常常把自我安放进世界之中；李白常常把世界收纳到自我之中，山河、历史，服务于自我情感的抒发。

封野《杜甫夔州诗疏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世人多强调“李白更多书写了自己”。李白诗篇中，确实有不少个性张扬之作，然而，杜甫书写个人感情的诗篇也很多。因此，我们要注意“李、杜二元对立”蕴有修辞成分：其中一元须强调李白“很自我”，以衬托另一元“(大我) 忧国忧民”。

为李、杜二人塑造“对立面”，其中有没有出于“修辞/论述策略”“表述方便”的考虑？立异，是不是比较有可读性？这类问题值得我们细察。

四、“两个时代说”的依據是什么?

张隆溪教授的“两个时代”和“二元对立”框架，似非凭空创造，而是根植于中国文学史论述中李杜接受史的特定脉络，尤其是北宋以降的“扬杜抑李”传统和明代的“仙圣并重”论。

（一）从“扬杜抑李”到“仙圣二元”

中唐时期，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明确贬抑李白：“李〔白〕尚不能历其〔杜甫〕藩翰，况堂奥乎？”（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韩愈主张“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无视李杜优劣之辩，但是，北宋以降，随着江西诗派以杜甫为“一祖”，崇杜思潮达到顶峰（参看：《洪涛：“点铁成金”可以变成“化为乌有”？——谈“影响的焦虑”和文学成就超迈前人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五)》）。

苏轼评杜甫“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苏轼的《王定国诗集叙》），将杜甫道德化为“忠君忧国”的典范；相对而言，李白因“放达不检”而被贬抑。北宋末年到南宋，尊杜之风气大盛，部分文人行文会把杜甫置于李白之前，反映评价上杜甫的地位得到抬升。

《唐诗品汇》

直至明代洪武年间，高棅《唐诗品汇》在分期、选体与选诗实践中，继续巩固了李杜作为唐诗两大典范的地位。后人又有“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的言论（瞿蜕园《李白集校注》第2 卷錄明人王穉登《合刻李杜诗集序》中“聞諸言詩者有云”的轉述），以“诗圣”称杜甫、以“诗仙”称李白，形成“仙圣”二元对举的结构。

在清代唐诗选本如《唐诗别裁集》中，杜甫总体收录数量多于李白；尤其律诗（五律、七律）部分，无论选篇数量还是典范地位，杜甫显然高于李白。但绝句一体，李白入选数远胜杜甫，古体则二家各有胜场。

清代以降，学者进一步将李杜定位为不必比较的两极：一为仙，一为圣；一为飘逸，一为沉郁；一长于古风，一精于律诗。……

傅东华《李白与杜甫》 ，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二）“并提”的“现代变奏”

张隆溪教授的论述，实际上近似将明代以降的“仙圣二元”框架与宋代以降的“道德化崇杜”传统，进行了现代英文语境下的重构：李白被赋予“个人”“自由”“天才”等标签，杜甫则被赋予“社会关怀”“完美主义”“严守法度”之类的标签。

这一重构在教学上或许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其代价是将复杂的历史诗人简化为两种抽象类型的代表，并进而将李杜差异放大为“时代断裂”（杜代表充满miseries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张教授以“两个不同的时代”作为李杜分野的最终依据，这在传统接受史中似无直接对应。

传统论述虽有优劣之辩、风格之辨，但甚少将李、杜视为分属两个历史时代（如果以 755年安史之乱作为盛唐与中唐的界线，那么，755年李白也在世，所以李白也“跨入中唐”？）　　张教授的“两个时代说”，更像是将中国传统的“仙圣二元”和西方文学史中常见的“时代精神” (Zeitgeist)概念相结合的产物——两位诗人各自represent (代表)一个“时代”，以强化李杜的对比效果。然而，这一论点在史实层面能说得通吗？

张隆溪教授在研究中西方文化时，一再强调: 从东西方文化经典、文学观念中可以找出相似、相通之处，若细加比较，最终往往可导出古今中外共通的“攸同心理”。不料，在李杜研究上张教授却推出“异”（“迥然不同”、李杜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时代”的说法），这是令人侧目而视的事（若“不同时代论”广为学界接受，则是令人刮目相看之事）。

陈岸峰《回首望长安：杜甫书写的安史之乱》，香港中华书局2018年版。

五、文学史书写的方法论反思

张隆溪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是面向英语世界的通史，其叙事难免涉及一定程度的简化、框架化。这情况，我们是理解的。然而，“两个时代说”所呈现的问题，不仅关乎史实，更涉及文学史书写中的方法论困境。

（一）“规范进路”的隐忧

笔者在先前的评论中指出，张隆溪教授不排除采取“规范进路” (prescriptive approach)——以个人价值判断为标准，为读者决定何者“有价值”、何者应被书写，例如，寒山诗、明传奇、清弹词在张教授的史书中皆全无涉及（张教授对寒山诗的评价很低，参看《洪涛：“毫无影响力”的中国诗篇，怎么就登上了世界文学的舞台?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六)》）。

在李杜论述中，“规范进路”表现为：杜甫因“记录时代、推己及人”、精通格律而被赋予更高的历史正当性，李白则因“书写个人／不拘束”而被相对“矮化”。

《飲中八仙歌：杜甫と李白》

这一判断虽然在表面上维持了“两位伟大诗人”的并提框架，实则延续了元稹以来“扬杜抑李”的隐性等级——张教授明言“杜甫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比李白更大”，其判断标准正是律诗，张教授认为“律诗作为形式成熟于唐代，并在后世逐渐上升为最重要的诗歌形式之一”。

这一标准，本身即是“规范性”的：它以后世对律诗形式的推崇，反推杜甫在当时（中唐及以后）的优越性，却忽视了李白古风和歌行在盛唐诗坛的开创意义（也忽视了李白暮年诗篇同样蕴含时代关怀）。　　若文学史全然依凭此种规范进路，则历史的复杂性将被单一的价值尺度（例如诗法）所“压扁”。

这里提供一个实例。民国时，胡适贬抑杜甫的律诗。胡适把律诗看作贵族文字游戏，认为杜甫晚年大量写律诗，只是消遣。

胡适不否认杜甫律诗影响后人，但是，他对杜律的评价几乎和张教授之评截然相反。

胡适说：“杜甫用律诗作种种尝试，有些尝试是很失败的。

如《诸将》等篇用律诗来发议论，其结果只成一些有韵的歌括，既不明白，又无诗意。《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十四章）。

《白话文学史》

“全无文学的价值”之论，自是极端之语，难成学术界的共识，但是，从以上案例可见，文学史家如果单执“是否精于律诗”为极重要的文评标准，则评价势必相差极大。张隆溪和胡适之评断形同水火，互相抵销。

张隆溪教授看重杜甫擅长的律诗，然而，在讲求“书写自由”的年代，写“自由诗”才是主流风尚。在自由诗盛行的年代，杜甫律诗的影响大减。

袁行霈主编本《中国文学史》第四编也说：“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个体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纯真的个性风采，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册页296）。这说法相当于：“不受约束”的吸引力有时候会高过“受诗律拘束”。如果有人以此（“不受约束”）为基础评判李、杜诗，则李白诗当是“自由书写，意义不凡”。

据此，“李杜优劣论”取决于评论者重视“重法度、重格律”还是重视“去拘束”。无论如何，诗的法度（形式）精良不是唯一的文评标准。

胡可先《李白杜甫十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

（二）刻板印象的强化

对英语世界读者而言，张教授的“迥然不同论”可能强化一种既定的刻板印象：李白被塑造为“个人主义者”——狂放、自由、较少关怀众生；杜甫被塑造为“儒家式推己及人”的代表——严肃、社会关怀、形式完美（a perfectionist）。

这一框架便于掌握、记忆，却遮蔽了两位诗人作为历史个体的丰富性。例如，杜甫同样有《饮中八仙歌》式的狂放书写，而李白则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式的时代悲鸣。

复旦大学章、骆主编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的撰稿者对杜甫晚年的诗作研究得比较深入，撰稿者说：“在这时期的杜甫诗作中，最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那些表现其与唐王朝——当时的群体的代表——的疏离感加深、自我意识强化的篇章。〔……〕也正因此，他在这时期写的好多诗，主要是对个人命运的悲叹；有时虽也涉及社会、政治情状，但往往是作为个人不幸境遇的背景而出现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中卷页21）。

上引话语中，“自我”“个人”是关键词。撰稿者强调，杜甫晚年诗篇反映老杜对群体的疏离感加深，而自我意识增强。换言之，杜甫晚年多写自我（不让李白专美）。　　因此，将李、杜两人置于二元对立（自我vs.群体）之中、将二人分别锁定于“两个时代”，实则是将流动的历史个体简化、固化的叙事策略（stereotypical reduction，参看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Cornell UP, 1987. p.140 ）。

Dominick LaCapra, History and Criticism (1987)

六、结论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发现“并提”的书写模式源自传统的说法，被并提者的作品有共同特点或者关系较密切，例如“岑高”并提、“元白”并提，一般是强调两者相同之处；另一方面，“并提”形成对比，对比衍生“对立”，例如“李杜”并提，固然由于二人地位皆崇高，然而并置滋生“对立”感，于是出现“天才 vs. 人力 / 人工”“自由放纵 vs. 克制守法” “道家 vs. 儒家”之类的论述……。

张隆溪教授注意到李、杜二人的友谊、二人在诗作体裁方面各擅胜场，然而最终论断是：李、杜诗相异（ver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迥然不同”），论诗艺则是杜甫胜一筹。

至于张教授“李、杜代表两个不同时代”的论断（书中多次强调李白代表“盛唐”，参看中译本页173、页183），在史实层面、诗学层面均有可商榷的余地。

《李白杜甫论画诗散记》

在史实层面，李、杜二人在世年期高度重叠，两人都经历了安史之乱，但756 年（次年）李白已辗转到庐山，脱离北方战区，后来入永王幕；759年杜甫入蜀。此后他们都身处局势较稳定的南方或西南方。他们是历史转型期（盛唐终结期）的共同亲历者。

在诗学层面，李白晚年诗作反映他强烈的时代关怀以及对苍生的悲悯。李白与杜甫的差异主要在于书写方式，而非历史内容的有无（李白较多写皇家之事）。

若强行将诗篇差异“提炼”为时代分野，恐怕有范畴误置之嫌—— 除非张教授 two different times有未揭示的特殊定义（参看《洪涛：言新未见新——以功能代体制，问题出在哪里？(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七十一)》一文）。

在框架层面，张隆溪教授的“迥然不同论”深植于中唐以降的“扬杜抑李”传统和明代的“仙圣二元”结构，近似李杜接受史的现代重构。

这种重构具教学便利性，却以简化的二元对立取代了李、杜诗的复杂性。对立概念上的过度延伸可能强化读者对李、杜诗歌的刻板印象，例如将李白刻板化为“不知民间疾苦的盛唐浪漫派”，于是，历史叙述中的“并提”滑向“李杜对立”。

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出自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诗写于755年，在安史叛乱起兵（十一月）之前。可见，李、杜同历的盛唐不是处处繁华，盛唐也有“路有冻死骨”的景况。

P. F. M. Fontaine, The Light and the Dark A Cultural History of Dualism（1986）

所谓they can be said to live and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times这说法给人李、杜诗泾渭分明之感。然而李、杜二人分别“代表两个不同时代”的论点难以自洽，因为这需要将二人作品拔高为两个历史阶段的代表。

事实上，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第八章中唐部分(Mid Tang)也没有杜论杜甫的专节。张教授如果有意进一步解说represent two different times的理据，我们翘首以待。

附记一 二元对立：扬李抑杜vs.扬杜抑李

张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有一章：The Twin Stars of Tang Poetry。整整一章，只讨论了“唐诗双星”李白、杜甫。

2025年4-5月间，笔者就“唐诗双星”一节撰写了商榷的文章，题为：《李白杜甫的龃龉、“二元对立”的雏形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四)》。

张忠纲主编《杜诗学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

在《戏赠杜甫》自身嫌疑未能尽释的情况下，此诗不能定为李白作品。将《戏赠杜甫》当成是李白之作，把“饭颗山相逢”当成“文学事实”写入史书，是不严谨的。

此外，“李白《戏赠杜甫》”褒扬李白“高逸”，嘲笑杜甫作诗“拘束”。一劳一逸，托出高逸者李白技高一筹。这是扬李抑杜之举。

后世也有扬杜之人执取杜甫作诗“拘束”、严守诗律，由此反衬李白不擅长作律诗。张隆溪教授将李杜并提，但也比较看重杜甫精于律诗。

附记二 形象塑造会影响文学史的书写吗？

在一般人心目之中，李白不属于“苦吟诗人”类别，李白的潇洒，和杜甫用功于锻炼诗句的形象截然相反。

张隆溪教授说‘Li Bo wrote...poems about riding a donkey’。这话引起了笔者的好奇心。传说中的诗人骑驴常和骑驴寻句关联，李白曾在诗中提及自己骑驴寻句？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撰有一文：洪涛《李白也骑驴？李白是谁?——当文学与形象工程发生关系(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五)》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06-20。　　笔者指出，现存李白诗没有写骑驴寻句。此外，李白骑驴傲视权贵的形象，相信是源自李白所塑造的文学自我（the Literary Self。参看R. E. Hegel & R. C. Hessney ed,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在文学史上，李白与杜甫既并列又对峙。孟棨所载故事说“诗仙”写诗不必费力，潇洒自在，而且大诗人苏轼撰《书学太白诗》称“李白诗飘逸绝尘”（《苏轼文集》卷六七），这些都有助于形象塑造(image-building)。

整体“形象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杜甫的用功常被人拿来衬托李白之超逸不凡。

文学史家如何写李白，多多少少受此 image-building (形象塑造) 影响，例如“并提”就是一种叙述习套。史学书写可能会进一步制造刻板印象。

附记三 李、杜之同：“快诗”

李、杜诗各有比较常见的题材和话题，这大概源自李白和杜甫的人生观、关注点。张教授将李、杜二人的诗歌面貌概括为“迥然不同/ ver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Zhang 2023:131)，可是，李、杜听到好消息后写的诗，相同之处倒是甚多，例如：

《李杜论略》

李白《早发白帝城》（七绝）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李白《早发白帝城》一题作《下江陵》，是李白书写遇大赦、舟行东下的即兴快诗。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末联“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想像中的轻快归程，不是实际在途。浦起龙称此诗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

《李杜全集》中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明嘉靖玉几山人校刊本)

内容主旨方面，两首都写主人公突闻重大喜讯、愁苦之中忽生大喜，情绪喷薄，无滞涩之感。　　在写作手法上，二人都善用“空间的疾速替换”来托出流动飞快，而且李、杜都直接抒情，没有曲折比兴、含蓄寄意，与幽微酝藉无关（参看洪涛：收效失效——酝藉者之尺，岂能量出“收效”之果?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七十)）。

附记四 校字记

本系列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 第七十二篇的网上版本中有一句“馀掾荆时，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

按：“馀”字是繁体字转简过程中产生的。此处失校。原意应是“予”(相当于“我”)。谨此向读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