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为什么还没发给 GLP-1

昨晚 17:30，斯德哥尔摩的电话打给了三个人：Karl Deisseroth、Peter Hegemann、Georg Nagel，理由是“光门控离子通道与光遗传学的发现”。

而在另一条链上，五个人又一次没有等到。

过去三年，每年十月都有人问“GLP-1 今年有戏吗”，答案都一样——“排队还没排到”。可这解释不了那件真正别扭的事：一项改变了全球数亿人用药方式的发现，为什么在最该被确认的位置上挤不进去。

更别扭的是，GLP-1 今年并不冷门——多家机构的年度热门榜上它排在前面。结果电话打给了别人。

答案写在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里，也写在过去六年的三份名单里。

五个人的接力棒

1982 到 1983 年间，GLP-1 被确认存在。此后四十多年，这条链上站过的人不止三个。

哈佛医学院的 Joel Habener 从一段鱼的 DNA 里，找到编码 GLP-1 的基因。

洛克菲勒大学的 Svetlana Mojsov 做了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关键的判断：完整的 GLP-1 并没有预期的生物活性，真正管用的是它被截短的形态。她用固相多肽合成做出这一段，制备抗体、建立放射免疫分析，证明它存在于肠道，并能强烈刺激胰岛素释放。

哥本哈根大学的 Jens Juul Holst 把它从孤立的肽变成一套生理系统——促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延缓胃排空。多伦多大学的 Daniel Drucker 接着把“为什么能治病”讲清楚，推动它走向药物。

然后是第五个人。诺和诺德的 Lotte Bjerre Knudsen，上世纪九十年代做了件不在任何教科书里的事：给 GLP-1 接上一条脂肪酸。天然 GLP-1 在体内两分钟就被降解，接上之后，稳定期延长到接近一天。利拉鲁肽由此诞生，司美格鲁肽是下一代。

这条链上没有哪一环是可以省的。少了 Mojsov 的判断，后面的人不知道合成哪一段；少了 Knudsen 的那条脂肪酸，今天所有 GLP-1 药物都还停在“打一针管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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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的上限

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里有一句话，措辞很硬：

In no case may a prize amount be divided between more than three persons.

（任何情况下，奖金都不能由超过三个人分配。）

这条上限是 1968 年写进章程的，不是诺贝尔本人定的。那一年，医学奖得主还很像个体户；到 1951 至 2000 年这五十年，这项奖已经颁给 113 位得主，团队作战成了常态。

规则没有变，但科学的做事方式变了。

这条链自己拿过的奖，最能说明问题：

- 2020 年沃伦·阿尔珀特基金会奖：Habener、Drucker、Holst

- 2024 年唐奖生技医药奖：Habener、Mojsov、Holst

- 2024 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Habener、Mojsov、Knudsen

三份名单，每次正好三个名字，组合却都不一样。叠在一起是五个人：Habener、Mojsov、Holst、Drucker、Knudsen。而任何一份名单，都只装得下三个。

差别在于，别的奖明年还能再颁一次，补上上次没轮上的人。诺奖没有第二次机会，它一辈子只能切一刀——这一刀要同时回答“谁最重要”和“谁排得进”。

GLP-1 现在还多了一层麻烦：Mojsov 近些年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早期做过大量被他人拿走署名的开创性工作。当“谁做了什么”还没谈拢，三个人的名单就更难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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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时间删掉的名字

这条上限还有一个搭档：诺奖不追授。

诺贝尔奖官方 FAQ 写得很直接——奖项不能追授，只有在公布之后、领奖之前去世的人，奖项才保留。人得在十月那天活着。

2025 年 12 月 28 日，Joel Habener 去世，88 岁。而这个人，在三份名单里出现了三次。无论名单怎么切，他都在里面。

2024 年 10 月、2025 年 10 月，他都还在。2026 年 10 月，他不在了。

去掉他之后，剩下四个人抢三个位子。

这不是靠“再等一年”能解决的：名单上还有 Mojsov、Holst、Drucker 和 Knudsen，而 Habener 等不到了。

一个发现等得起，一个人等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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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名额只是表层

2023 年，mRNA 疫苗的诺贝尔奖颁给了 Katalin Karikó 和 Drew Weissman——他们解决的是“修饰后的 mRNA 不再引发免疫反应”这个问题。真正把疫苗做出来的开发者和公司，什么也没拿到。

诺奖奖励的是发现，不是发明；奖励的是问题被解答，不是病被治好。

按同一把尺子，Knudsen 那样的人注定不在语法里——“把分子做成药”这件事，在诺奖的评价体系里向来归到产业那一栏。

今晚的结果恰好把这条逻辑摊在桌上。光遗传学 2005 年首次被证明，21 年就拿到了奖；GLP-1 从 1982 年被确认算起，等了四十多年。

一个工具，改变的是科学家怎么研究大脑。一款药，改变的是全球数亿人怎么治病。

诺奖先给了前者。

这不是说诺奖选错了人。光遗传学让神经科学第一次能验证因果，而不只是观察相关。问题在于，当“改变研究方式”和“改变治疗方式”同时摆在桌上，诺奖的坐标天然偏向左边那一栏。

这也解释了一个很别扭的现象：一项发现的“重要性”，在诺奖的坐标里并不等于“受益人数”。它衡量的是人类如何认识世界，不是如何治疗自己。

所以明年十月再有人问起，答案大概率还是同一个。

真正该问的或许不是 GLP-1 排到哪儿，而是一条 1968 年定下的规则，还要在现代生物医学的协作方式面前站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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