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10月，北京，陈先瑞接到中央军委任命，即将前往成都军区担任第二政治委员，并兼任军区党委书记。临行前，叶剑英专门找他谈话，没有讲许多空泛道理，只提醒了一句：“到了那里，少说话，慢表态，多听、多问、多了解情况。”
这番话看似简单，分量却不轻。陈先瑞此前长期在北京军区工作，对成都军区的机关设置、部队状况和干部情况并不熟悉。一个新任领导若急于发表意见，容易把尚未摸清的情况看错；若先把情况听明白，再作判断，工作才有落脚处。
陈先瑞记住了叶剑英的提醒。1975年10月23日，他与秦基伟、刘兴元等人一同抵达成都军区。到任后，他没有立即召集会议作出部署，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先了解军区机关和直属队，再深入部队掌握真实情况。
两个多月里，他走访了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直属队、四川省军区以及有关军的领导班子，又到两个军部、六个师和七个军分区了解情况。每到一处，他都先听汇报，再找干部个别交谈，既看班子状况，也问训练、管理和部队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有意思的是，陈先瑞并没有把调查范围只放在现职干部身上。他还专程到干休所看望老同志，听取那些长期在部队工作者的意见。老同志熟悉历史沿革，也了解一些不容易在正式汇报中出现的情况。这种听法，往往更接近基层的真实面貌。
在机关和部队中，他反复强调团结，要求大家把精力放到工作上。那段时期，军队建设面临不少复杂问题，单靠表态和口号并不能解决实际困难。陈先瑞采取的办法很朴素：多接触，多核实，少凭印象下结论。叶剑英那句嘱咐，也因此变成了具体的工作方法。
然而，成都的气候和新的工作环境很快给他带来影响。陈先瑞过去有肝炎病史，工作一段时间后身体出现不适，起初只当作劳累，后来病情逐渐加重。医学专家判断，旧病复发不仅与疲劳有关，也和气候潮湿、环境变化以及心理适应有关。
成都军区党委对此十分重视，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1976年1月3日，陈先瑞离开成都，回北京检查治疗。休养期间，他曾写信给叶剑英和陈锡联，提出北方气候较为干燥，希望将来能够到沈阳军区或兰州军区工作。两位老同志表示同意，并请有关部门研究。
后来，组织上曾考虑安排他到铁道兵工作。陈先瑞一边休养，一边等待通知。1977年5月，他的病情趋于稳定，便主动提出返回成都等候安排。1977年8月，他在中共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真正适合他的岗位，最终出现在兰州军区。1979年1月3日，军委决定调他到兰州军区担任顾问，1月12日到任。当时西北战区战备任务繁重，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夕，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进行。韩先楚对他的到来给予支持，陈先瑞也没有因为职务是顾问便把自己置于工作之外。
参加党委会议、政治学习，深入机关和部队，听取基层官兵意见，再把掌握的情况整理成报告，是他在兰州军区的主要工作方式。两年时间里，他仍然保持着调查研究的习惯。陈先瑞曾说，自己年纪大了，只要还能够工作，就想多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实事。
这套方法并非晚年才形成。抗日战争时期，陈先瑞曾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由于部队任务不断，他是带职学习，八个月中有两个月要返回部队。学校实行严格的生活制度，不论资历和职务，进入学校便是普通学员。
1937年冬，毛泽东曾同陈先瑞谈话，询问他的学习情况和困难。陈先瑞表示，学习时间短，想掌握的东西很多。毛泽东告诉他，学习不能只满足于记条文，要联系实际，结合过去的斗争经历去理解和总结。
这句话对陈先瑞影响很深。他后来谈到，理论学习若不与实践结合，便容易停留在表面。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工作中格外重视实地了解情况，不轻信单一汇报，不把书面材料当作全部事实。
离开领导岗位后，陈先瑞仍没有停止做事。1982年春，韩先楚建议他组织在京的红二十五军老同志编写军史。陈先瑞随即征求程子华、刘华清、刘震等人的意见，得到支持后承担具体工作。
编写过程中，他参与制定提纲，讨论章节，反复修改材料，前后历时四年，终于完成红二十五军军史。这项工作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却同样需要耐心、核实和责任心。陈先瑞一生重视的“多听、多问”，也体现在对历史材料的谨慎处理上。
1996年1月，陈先瑞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აშვილის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