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文 | 中金知事陆见远
图 | 微摄
2026年还没过完，省级地方金融管理局的“一把手”席位已经换了至少6个。
从年初四川童梦调任达州市委书记开始，新疆、上海、吉林、重庆、北京接连“换帅”。如果把时间轴拉长，2024年有15个省级地方金融管理局迎来局长变更，2025年有7个，三年累计接近30人次。这不是零星的人事调整，是一轮系统性的地方金融监管干部“换血”。
换的都是什么人？银行系、财政系、监管系三路并进
这一轮换防的干部画像很清晰：具有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实战经验的人，正在被批量输送到地方金融监管的一线。
重庆新任局长陈雪军，原是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在银行系统深耕多年。他的前任周和华同样出自中国银行，曾在中行工作27年，历任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福建省分行副行长兼厦门市分行行长，2024年由中行总行信用审批部总经理调任重庆。两任重庆局长，都是中行系。
上海新任局长李俊杰，早年在中国银联、上海国际集团、国泰君安证券历练，曾任上海证券董事长、国泰君安证券副总裁。新疆新任局长李龙，长期在交行新疆分行工作，后出任新疆银行副行长、新疆农信联社副主任。吉林新任局长刘勇，则来自财政系统，曾任吉林省财政厅副厅长。
银行系、证券系、财政系、监管系——四条线的干部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向地方金融管理局汇聚。
为什么密集换防？地方金融监管的“能力焦虑”
换防背后的驱动力，是地方金融监管任务的急剧加重。
2023年机构改革后，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地方金融管理局承担辖内金融风险处置和日常监管的属地责任。通俗地说，过去地方金融办更多是“协调服务”角色，现在要真正“管风险”了。
而地方金融风险的压力有多大？四川信托的破产重整，就是童梦在任期间牵头处置的典型案例——原四川银保监局与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成立联合小组入驻接管，历时数年完成风险化解。融资平台债务、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非法集资——每一件都需要既懂金融业务又懂监管规则的“实战派”来操盘。
把银行分行的副行长调来当金融局长，本质上是把“被监管者”的经验，转化为“监管者”的能力。
年轻化的信号：70后已是主力，85后开始登场
这一轮换防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干部年轻化的速度在加快。
周和华、曾林峰、陈雪军、李龙、李俊杰——这批新任局长几乎清一色是“70后”甚至“75后”。陈雪军50岁，李龙是“75后”，李俊杰也是“75后”。与此同步的是，副职层面的年轻化更为激进，多地金融监管局迎来了“85后”副局长——河北毛竹青、山西赵建飞、宁波蔡幸、青岛张弘均出生于1985年至1987年之间。
局长层以“70后”为主，副局长层“85后”批量入场——地方金融监管系统的年龄结构，正在完成一次代际更替。这批更年轻的干部，普遍具有更高的学历、更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履历、以及对新金融业态更强的理解能力。
落马者的警示：金融监管权本身也是风险点
换防的另一面，是有人离场的方式并不体面。
2026年4月，重庆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阮路被查。他2012年起担任重庆市金融办主任，2018年出任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首任局长，2024年机构改革后继续担任市委金融办常务副主任、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直至2024年10月由周和华接任。一个在地方金融监管系统深耕十余年的“老金融”，最终倒在了自己监管的领域里。
金融监管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谁掌握它、如何行使它、谁来监督它——换防解决的是“谁来管”的问题，解决不了“管得对不对”的问题。
多个省级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密集换防，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地方金融监管正在从“协调型”转向“实战型”，从“守摊子”转向“管风险”。银行系、财政系、监管系的实战派干部批量上位，是对地方金融风险处置能力的系统性补强。
但换人只是第一步。一个从银行分行调来的局长，能不能真正从“做业务”切换到“管风险”？一个年轻的“75后”局长，能不能在地方政府的发展诉求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之间守住边界？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人事任命的文件里，在接下来三年的监管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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