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81年，张爱萍到乌鲁木齐军区检查工作，见到了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扶之。一见面，张爱萍就笑着对王扶之说：“扶之呀，还记得你用自行车驮黄老的事吗？
王扶之听后，立即回答说当然记得。张爱萍听后点点头，继续深情地说：“那时你的自行车上可带着三师的司令部啊。”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这里有着他们战斗岁月里的一段故事。
王扶之是陕西子洲人，1923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军。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当作战参谋。1939年，部队在河北红子殿与日军作战，王扶之打得勇猛，缴获了一辆自行车。
那时候自行车是个稀罕物件，王扶之觉得新鲜，一有空就骑上去练，没多久便骑得极熟。在当时，这个是个好东西，有时比骑马还好用。
这辆车后来有了大用场。师长黄克诚近视极深，行军打仗都吃力，有马也骑不稳当。王扶之那辆自行车，便成了师长的代步工具。王扶之蹬车，黄克诚坐后座，这一坐，断断续续就是三年。
苏北平原上，常能看到一个年轻参谋骑着车，后座上坐着戴眼镜的师长，从队伍中穿行而过。这辆车驮着黄克诚过田埂、趟泥路、穿封锁线，第三师的指挥中枢，就这样被一个作战参谋蹬着走，两个人也进行了无数次的交流，王扶之也从黄克诚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1943年春，日军对盐阜区“扫荡”，第三师从阜宁向阜东转移，路上要过射阳河。河边有个华成公司，张经理手里有一支武装，跟日伪、国民党、新四军三方都有来往。
黄克诚决定派王扶之去谈。他把王扶之叫来交代：一是讲抗日爱国的大义，二是宣传我军的宗旨和纪律，三是表明我们维护他的利益，希望他合作。说完，黄克诚拿出一支崭新的二十响驳壳枪，让王扶之带去当见面礼。王扶之见到张经理，转达了黄师长的意思。张经理非常高兴，当即表示部队可以从他的防区过。第三师就这样顺利转移到了阜东。
涟水县五港口是盐阜区和淮海区之间的交通要道，伪军在那里修了一座炮楼，碍手碍脚。黄克诚对王扶之说：“要是能把这个据点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就好了。你去执行这个任务，胆子要大，遇事要沉着冷静。”
王扶之通过庄里人跟伪军队长搭上关系，几次接触下来，把人争取了过来，炮楼成了我军的情报站。有一回，王扶之化妆成老百姓进了炮楼，刚坐下，日军小队长就带着一队鬼子来了。
王扶之灵机一动，示意伪军队长等人坐下打麻将。鬼子进来后，伪军队长通过翻译说这是自己从小一起的朋友，闲了就来打牌。鬼子信了，坐了一会儿走了。王扶之带着情报回了部队。
1943年春，日军对盐阜区大规模“扫荡”，黄克诚率师部和特务营转移，在阜宁县黄河堤附近与日军遭遇，打得十分激烈。师指挥所就设在离黄河堤不到二百米的芦堡村里。
特务营营长陈金保请求师指挥所马上转移，黄克诚不肯走。他的理由很简单：指挥所一动，前面的人心就散了。后来大家反复劝，他才勉强坐上王扶之的自行车撤出去。转移路上，他命令二十二团派一个营赶来增援，解了特务营的围。
王扶之后来回忆，抗战最艰苦的那段日子，黄师长坐在他的自行车上指挥了六次反“扫荡”，一次次粉碎了日军想端掉华中局和新四军首脑机关的企图。
张爱萍说“自行车上带着三师司令部”，讲的就是这段历史。王扶之当时是师部作战参谋，车后座上坐着师长，师长身后是整个第三师的指挥中枢。
王扶之跟着黄克诚三年，学到的不仅是打仗，还有处理复杂局面的办法和临危不乱的定力。后来他当过总参作战部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少将。那辆自行车早不知去向，可它驮着的那段日子，王扶之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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