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1月9日，上海一户普通民宅内，曾经的红军警卫员刘全德听见敲门声，手立刻按住了衣袋。他知道，自己在这座城市已经没有多少退路。
门外来的是陆仲达。此人早年在旧警察系统任职，刘全德认识他。几句寒暄之后，刘全德借口外出，试图甩掉跟踪。殊不知，上海公安局已经布下了一张看不见的网。
这场抓捕，牵出的并不只是一个潜伏者，而是一项针对上海军政首脑的秘密行动。目标，正是刚刚担任上海市长不久的陈毅。
1949年9月24日，公安部向上海市公安局发出密报：国民党保密系统准备派遣行动组长刘全德，带人潜入上海，伺机刺杀陈毅。电报抵达时，上海解放仅数月，城市秩序、交通运输和经济恢复都处在紧要关头。
对敌方而言，陈毅兼具两重身份。他是华东野战军主要领导人，又是新上海的市长。若在此时遇刺，影响绝不止于个人安危，很可能打击社会信心，也给潜伏力量制造可乘之机。
公安部门建议加强警卫。陈毅却没有大张旗鼓地增加戒备。他对身边人员说：“既然来了，就别让他走了。”这句话并非轻敌，而是判断对方一旦进入上海，便有机会顺藤摸瓜，把隐藏在城市里的联络网一并挖出。
有意思的是，刘全德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外来人员。他早年参加革命，曾做过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的警卫员，还在秘密保卫工作中接受过射击、侦察等训练。正因熟悉我方人员和工作方式，他才被国民党方面视为合适人选。
然而，1935年，刘全德在武昌执行任务时被捕，随后叛变投敌。此后，他先后服务于军统及汪伪特务系统，靠着熟悉地下工作和善于伪装，逐渐成为一名行动人员。抗战时期，他曾参与针对汪伪机构的行动，以此重新取得国民党方面的信任。
这段经历也解释了他的危险之处：他了解红军时期的警卫习惯，也清楚地下人员如何接头、转移和隐藏。国民党保密机构看中的，正是这种“熟悉内部规矩”的便利。
上海解放后，刘全德一度逃往舟山一带。按照上级命令，他带着安平贵、欧阳钦等人准备进入上海，并与地方关系网取得联系。行动没有按照计划展开，两名同伙刚到上海附近便被侦查人员控制，相关情况很快被掌握。
刘全德只得改变路线。他化装成商人，搭乘船只进入上海郊区，再步行向市区靠近。进城后，他没有选择偏僻旅馆，而是投奔旧日相识者。对一个熟悉上海的特务来说，熟人住所最便于隐藏；对公安人员来说，这也成了追查他的突破口。
侦查人员分析后，将重点放在刘全德可能投靠的几名旧友身上。陆仲达奉命登门试探时，刘全德故意说道：“我是回来投案的。”陆仲达没有拆穿，只顺势回答：“我也只是想找份差事。”两人都在说假话，却都在观察对方的反应。
刘全德离开后，发现陆仲达尾随其后，立即转移到史晓峰家中。第二天，他又见到高激云等人，心中更加警惕。几人饮酒时，他有意试探高激云，甚至设法将对方灌醉。遗憾的是，他没有察觉高激云已在配合侦查。
陆仲达返回后报告了情况，公安部门判断刘全德已经暴露，决定迅速收网。高激云再次前往史家，以普通来访者身份确认目标位置，随后通知附近人员。刘全德最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捕，整个过程没有发生枪战。
依照当时对严重罪犯的处理规定，刘全德原本可能很快被处决。陈毅得知后，却要求暂缓处理。他要的不是宽恕，而是口供，更是隐藏在上海各处的联络线索。
审讯中，刘全德交代了此次行动的组织情况，以及自己联系过的人员。公安部门据此继续侦查，陆续查获其他潜伏小组和相关人员。由一个行动组牵出的，是一套试图在上海制造震动、破坏新政权秩序的网络。
陈毅没有把刘全德看成一个已经落网便失去价值的敌人。对他而言，抓捕只是第一步，弄清命令来源、联络方式和后续计划，才能避免更多人员受到袭击。这种处置，体现的是战时保卫工作中的实际原则：既要控制危险，也要及时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
刘全德后来被判处死刑，1950年10月2日执行。那个曾经站在陈毅身边负责警卫的人，最终成了敌方派来对付他的行动组长；而决定他结局的，恰恰是上海街巷中一次看似平常的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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