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救中国路线，清朝举人杨度都尝试了一遍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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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一句话，在湖南近代史上流传了一百多年：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说这话的人叫杨度。写这两行诗的时候，他二十七岁，刚到日本，激进、昂扬，恨不能一个人扛起全中国。

可就是这个人，后来做了一件让全中国都骂他的事——他力推袁世凯称帝。

一个写下“中华国果亡”时泪流满面的举人，怎么成了帝制推手？

这一路走下来，杨度身上贴过的标签多到数不清：维新党、立宪派、帝制六君子、孙中山幕僚、佛学居士。还有一个，他死后四十七年才被公开：中共秘密党员。

他这一生，把所有人能想到的救中国路线，几乎走了个遍。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把救中国路线走了个遍的湖南举人～

王闿运的徒弟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生于1875年。1893年，十八岁，考中举人。

这在当时已经算出类拔萃。但让他真正成为杨度的，不是那张举人文凭，而是他的老师：王闿运。

王闿运是晚清奇人。他有一套自己的学问，叫帝王之学——不是埋头注解古书，而是一套实用哲学：观时势，择明主，辅佐帝王，经略天下。他一生试过好几次，想找个值得辅助的主子，结果一次都没成。

杨度是他最得意的学生。王闿运觉得这个年轻人天分极高，将来必成大器。杨度也确实记住了老师的核心思路：乱世之中，一切都可以谈，但你得先找到那个能成事的人，站对位置。

这套逻辑，后来在杨度身上刻下了很深的印记。

1895年，杨度进京会试，又落了榜。放榜前后，康有为联络各省举人公车上书，闹出了大动静。这场热闹杨度没赶上，他动身南下，比公车上书早了几天离京。但维新的风已经刮起来了，他也随风而动。

但戊戌变法很快失败了。慈禧太后一道圣旨，谭嗣同等六人菜市口就义，康梁出逃。杨度没有被牵连进去，但他也看清楚了一件事：靠皇帝自上而下改，靠不住。

问题是，不靠皇帝，靠什么？

横滨的《湖南少年歌》

1902年，杨度自费去日本留学。临走前，他专门去拜别老师王闿运，还向老师请教了读书的方法。

在东京，他进了弘文学院，认识了黄兴，后来又在横滨遇到了梁启超。那时候梁启超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维新派，他在横滨办《新民丛报》，影响力极大。

两个人见面，一见如故。杨度在日本期间写了《湖南少年歌》，气势磅礴，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一时被湘籍留学生广为传颂。梁启超在诗话里盛赞杨度，说他是天下士，写湖南的诗有一种魔力，读的人会被裹挟着走。

但两个人后来也谈不拢。

在日本，杨度见过孙中山。孙中山劝他革命，他劝孙中山立宪，两个人吵了几天几夜，谁也说不服谁。到1905年，孙中山邀他加入同盟会，他婉拒了。他的想法已经定型：革命这一条路，他不走。

杨度的逻辑是：中国的问题，根子不在满清，而在没有宪政。你推翻满清，搞共和，老百姓的素质跟得上吗？民智未开，贸然共和，只会乱上加乱。唯一的出路，是在现有框架内推行君主立宪。

这个思路有没有道理？有。日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但杨度低估了一件事：清朝的君主，不是明治天皇。

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来要写报告，杨度被请去代笔。他认认真真写了一份报告，把立宪的路子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杨度被起用，出尽了风头。

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路。

结果1911年，武昌一声枪响，清朝垮了。

《君宪救国论》：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

清朝没了，中华民国来了。

杨度没有消沉太久。他换了一套逻辑：共和试验失败，中国还是得回到君主立宪的路上。但这次他换了一个人——袁世凯。

1915年4月，杨度给袁世凯递了一份叫《君宪救国论》的文章。核心论断：“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

他的推理是：共和制度在中国行不通。民国才三年，国会就解散了，总统的权力没了边界。更要命的是，共和体制下大位怎么传，没有规矩，将来谁强谁抢，国家非乱不可。要稳定，必须有一个不可撼动的最高权威，而这个权威只有君主才能提供。

逻辑上说得通。问题在于，他选的那个君主。

袁世凯看了《君宪救国论》，大加赞赏。同年8月，杨度联合严复、刘师培等人发起筹安会，公开为袁世凯称帝鼓吹，史称筹安会六君子。这六个人后来在历史上留了个名，但不是什么好名声。

12月，袁世凯正式称帝，年号洪宪。

这场帝制，只撑了八十三天。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病死。据说他临终之前说：“杨度误我。”

杨度后来回应说：“我未误他，是他误我。”

两个人说的，可能都是真的。袁世凯想要的是皇位，杨度想要的是立宪。他们用同一件事情实现各自的目的，但皇位没拿稳，立宪也没来。

杨度被列为帝制祸首，全国通缉，躲进了天津租界。

他在租界里闭门学佛，给自己取了个法号：虎禅师。

孙中山说“此次来归，志坚金石”

在租界里待了几年，杨度没有消沉到底。

他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是作为孙中山的人。

1922年，孙中山处境艰难，需要有人在北方周旋。杨度受孙中山委托，以特使身份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帮助孙中山度过了一段政治危机。孙中山专门发电给全党，说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你们不要因为他过去的事情就不信任他。

这句话，是孙中山当众替杨度作保。

但孙中山1925年去世了。

杨度又一次失去了可以依靠的人。

他转而更深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五四之后那些年，他接触了李大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那些路。他发现，那些路最终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只改制度，不改阶级结构，不解决土地问题，不动真格，都是在做表面文章。

1929年秋，杨度通过潘汉年的介绍，由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年纪已经五十四岁了。

加入之后，他按照组织的安排，继续以公开的社会名流身份活动，暗中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工作。因为身份特殊，他始终单线联系，知道他是党员的人极少。

1931年，杨度在上海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他到死，那个党员身份都没公开。

一直到1978年夏天，《人民日报》刊文披露：杨度1929年秋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距离他去世，已经四十七年。

老达子说

从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到维新变法，到君主立宪，到洪宪帝制，到孙中山，到共产党，杨度走过的每一段路，在当时都有人走，只不过别人走一段就停了，他一条都没落下。他不是个投机的人，他是一个太认真的人，认真到每次换路线，都要拿出一套完整的道理。

只是，那个年代，每一条路走到头，前面都是悬崖。

晚年的杨度，在上海的病床上，窗外是十里洋场的喧嚣。他留下一段话，说自己这辈子换过那么多主义，有人说他是政治流氓，但他问心无愧，因为他每一次都是真信。真信，也未必就真的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