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长征队伍里有两个人，身体条件都“不合格”。
一个在娄山关被打碎了右腿骨头，半个月里锯了三次，最后整条右腿从大腿根没了。另一个身高一米四，按今天的话说，属于“发育不良”，可她是三十个随军女红军里背东西最多的一个。
先说那个丢腿的。
他叫钟赤兵，湖南平江人，参军那年十六岁。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要拿下娄山关。贵州军阀王家烈在那里摆了重兵，号称“双枪兵”，手枪打得准，红军十三团冲了几次都没冲上去。彭德怀把钟赤兵叫到指挥部，下了死命令：十二团增援，二十六号上午必须拿下关口。
钟赤兵带着人摸到关下，天亮后敌人出城反扑。他一看，敌人离开城墙工事，这是歼灭的好机会，大手一挥就带头冲了上去。就在这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小腿。他摔倒在地，警卫员扑过来要背他下去，他一把推开，拖着那条腿继续指挥，直到失血过多昏死在阵地上。
送到后方医院一看，子弹把小腿骨头打碎了，必须截肢。红军医院哪有什么手术条件，没有麻药，就用砍柴刀和木锯。三个人按着他，锯了三个多小时。锯完没几天，伤口感染，又锯第二次。又感染，再锯第三次。这一次，医生从大腿根部把整条右腿取了下来。
部队要继续北上，领导劝他留在老乡家里养伤。钟赤兵说了一句话：“就是爬，我也要跟着队伍走。”
他就靠一条左腿、一根拐杖，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过草地的时候，拐杖陷进泥里拔不出来，他就用那条残腿的断端撑地，一点一点往前挪。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没有人背他，也没有人能背他——每个人自己走都费劲。他就这么一个人，用一条腿，走完了两万五千里。
再说那个背东西的。
她叫危秀英，江西瑞金人，六岁被父母用九块大洋卖去当童养媳，在婆家挨打挨骂长到二十岁。红军来了，她跑出来参了军。1934年长征出发时，她编在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任务是照顾四个伤员，找担架、雇民工、做思想工作。
她身高一米四，在三十个女红军里最矮。但她背的东西最多。刘少奇在路上碰见她，看她个子那么小，背的包比人都宽，跑得还快，经常叮嘱她“秀英，慢点”。
她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抬担架。雇来的民工抬不动了，她顶上。担架掉队了，她跑回去找。有一次她负责的两副担架落在后面，她回头去找，路上碰到一个发高烧昏迷的战士，叫廖志高，比她高出一个头。敌人就在后面追，枪声已经听得见了。危秀英个子小，背不动一个成年人，但她硬是把廖志高扛起来，翻了两座大山，追上了大部队。后来廖志高回忆这件事，说“没有她，我就是长征路上的一具尸骨”。
长征路上她救了多少人，她自己都记不清了。索尔兹伯里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时候，专门采访了她，说她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女红军”。
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身体条件，本来都不该出现在长征队伍里。一个少了整条右腿，一个瘦小得像个孩子。按照“正常”的军事逻辑，他们应该被“安置”在某个老乡家里，等伤好了再说，等条件允许了再追。
但长征没有“等”这个字。
钟赤兵不肯留，因为他知道留下来就是死。危秀英不肯丢下伤员，因为她知道丢下就是死。他们用最笨的办法——不放弃，扛到底——把自己和身边的人从死亡线上硬拽了回来。
长征能走完，不是靠某一个人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无数个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每一个“扛不住”的关口，选择了再扛一步。一条腿，一副担架，一步接一步。两万五千里，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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