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粟裕问叶帅：是谁决定派出抗日先遣队？战略意图是什么？

1979年底的北京玉泉山，山路上铺着初冬的落叶。72岁的粟裕拄着拐杖，与82岁的叶剑英并排缓步而行。两人沉默了一路，走到半道，粟裕忽然停下脚步，扭过头来，问出一个压在心底整整四十五年的问题：“叶帅，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那件事，到底是谁拍的板？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

叶剑英没有急着回答。他望着远处，隔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五次反‘围剿’初期，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时，主力红军已经准备要作战略转移了。”

这几句话，粟裕等了大半辈子。

要理解这个事情的重要程度，得回到1934年的夏天，那个时候的中央苏区已经变得很小了，只有不到三百里见方这么大，蒋介石有五十万大军，他们每天都会在周围的碉堡中守着你。

7月初的时候，正在福建连城打仗的一个七军团突然接到一个急的事情要他们去赶回瑞金，这个时候就遇到了李德这个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人，还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李德一起接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当面给交待了一番事情：让他们把红七军团作为班底，在加上其他的几支部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然后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要跑到皖南去。

这个时候的粟裕拿到这个命令以后心里就开始想着一些问题了，那个时候红七军团原来只有四千人多一点，为了这个事情，还要补充两千左右的新的战士来参加这个战斗，这样就变成了六千个人的队伍了；枪长短的都有一些，在那个地方只有一百二三两三把手的枪，还有少说也有一两三十个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大部分还是拿着木头做的梭镖。

在这些东西的物资里，有的就是五百多的一担东西，光是宣传抗日的一些事情就有一百六十万份的宣传品啊，靠着那么一点装备他们到底要去做些什么呢？但是博古还有李德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的真实的意思给他们说。

“北上抗日”，其实只是一个给外面看起来的一个假话，不是真的要让这些人都去跑到外面来。

真正的意思，那个时候粟裕是慢慢地弄明白了。到了1973的12月，朱德在回答军事科学院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也是直接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准备要撤走了，在做一些一个引子的人，不是要去北面抗日，而是要说南边去啊。”这句话就是说，要从中央苏区的南部来突出出去了。

那个时候博古和李德都已经决定放弃我们自己的这个地方了，但是敌人围起来五十万的大军的话，主力怎么走？只能让红七军团这个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那个旗号给那些敌人打啊，把蒋介石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

东边的动静闹得越大，西南边的封锁线就越容易松动一点。

这个决策就是在最高‘三个团’的那个会议上作出的。李德先说要让一个部队去深入一些敌人的后面，然后让他们牵住了很多的人的注意力；周总理要说这这个队伍是要用‘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去跑的，在宣传我们自己有的抗日这个主张的事情；博古说的就是由英勇善战的那个七军团来把这个事情去做。

这三个任务加在那么一个轻装的小部队的身上，他们就开始把‘掩护主力’和自己的生存’给拧在一起了。

1934年7月6的晚上的时候，寻淮洲带着这个队伍就从瑞金出发了，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是在闽中、在福建还有那个闽东，就在浙西和皖南，然后在这个东西上来回地穿插一下，在那几个地方走走，他们的路程差不多有一五千里路，8月7的那一仗攻打福州的事情，更是拖住了国民党好几个师的兵力啊。这个部队的确把敌人的注意力给拉出来了，可是他们付出的一些代价还是有的。

1934年11月，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成立红十军团。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一直冲在最前面血战的寻淮洲，被降为第十九师师长。

寻淮洲是红军史上最年轻的军团长，21岁就执掌一个军团，15岁参加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凭借战功从战士一路晋升至军团长。即使被降了职，他仍然带着十九师最早打出去，连战常山、分水，击退了王耀武的补充旅，连杭州和芜湖都受到震动。

1934年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安徽太平县谭家桥遭到伏击。敌军抢占了制高点，红军陷入被动。寻淮洲亲自带队向前冲击，试图夺回有利地形。在激战中，他的腹部被敌人重机枪子弹打穿，肠子都流了出来。部队将他辗转抬到泾县茂林附近，终因流血过多，两天后壮烈牺牲，年仅22岁。

粟裕后来三次来到谭家桥，放眼满目青山，追忆昔日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不禁潸然泪下。他对夫人楚青口授遗嘱，希望身后部分骨灰撒在谭家桥，永远陪伴牺牲在那里的战友。

方志敏的命运同样悲壮。红十军团在怀玉山被七倍于己的敌军重重围困，方志敏本已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了接应后续部队，他冒着雨雪和危险复入重围，寻找部队，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

在狱中，他利用敌人给他写悔过书的笔墨纸张，秘密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1935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年仅36岁。一个读书人，把心掏给中国，最后连骨头都没剩给后人。

1979年玉泉山上，叶剑英把那层窗户纸彻底捅破了。粟裕听完，半天没有言语。他追问了半辈子，图的不是追责，而是想弄明白一个道理：大局之下，个人的分量到底该怎么摆。

那些扛着梭镖走向死地的年轻人，那些明知是“引子”却依然一往无前的战士，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声东击西的棋子，却用生命完成了声东击西的使命。中央红军主力从西南方向突围了，长征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保住了。而先遣队的六千将士，用自己的牺牲，为那场伟大的转移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

粟裕终于明白了。战略意图是什么，谁拍的板，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早已猜到。他要的，是替那些倒在谭家桥、倒在怀玉山、倒在闽浙皖赣崇山峻岭中的战友们，讨一个明白。四十五年了，这笔账，总算听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