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国学大师之一，号称“国民父亲”，值得崇高致敬

文丨关品方

民国清华四大国学导师（简称“四大国学大师”）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他们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导师。王国维擅长甲骨、金文、戏曲史开山，著有《人间词话》。梁启超是变法先驱，史学、思想、政治通才，号称“行走的百科全书”，著有《饮冰室合集》。陈寅恪是中古史、敦煌学大师，“教授中的教授”。赵元任是语言学、音韵学泰斗，精通多地方言，现代语言学奠基人。另有“近代四大史学家”的说法，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钱穆，和清华四大导师不是同一概念。因为新亚书院的关系，港人对钱穆认识较多。

陈寅恪学术表现突出，堪称削古烁今。他通晓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十余种古文字，精研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敦煌学，开创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以诗文史料考证历史，打通文学与史学。他的代表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奠定中国中古史研究范式；晚年目盲腿残，以惊人毅力完成八十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他治学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主张学术不受世俗教条束缚。他为王国维撰写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警句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先生之著述，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本人葬在庐山，墓碑只刻10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值得另文论述，本文聚焦梁启超。

梁启超共育有9位子女（5子4女），都学有所成，在不同领域报效国家，被后世誉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他们的人生选择，跨越清末、民国、新中国；文教、建筑、考古、航天、图书、军事、经济、公益、革命，共九大范畴，映照出近代中国人救亡图存、建设国家的百年追求。

梁思顺（长女，1893–1966，享年73岁）爱好诗词，精研古典文学。她早年随父亲流亡日本，精通日文后帮助梁启超整理书信文稿，是父亲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时评政论的助手。她后来长期从事文史研究与家庭教育，整理《艺蘅馆词选》。她没有选择专业科研，一生侧重文化传承，守护家国文脉，在乱世中保存传统文史哲宗，代表知识分子守护中华文脉的追求。

梁思成（长子，1901–1972，享年71岁）是建筑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和妻子林徽因一起开创中国建筑史学科，踏遍全国测绘古建筑。他们合著的《中国建筑史》是中国建筑营造学的奠基之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参与国徽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提出保护北京古城的规划构想；选择以建筑为载体，保存中国古建筑文明，探索民族建筑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建筑学科的鼻祖级奠基人。

梁思永（次子，1904–1954，享年50岁）是考古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近代考古学开拓者之一。他主持发掘龙山文化遗址，纠正过往对新石器时代的认知，建立中国田野考古规范。代表作《龙山文化》以考古发掘实证中华上古文明，用现代科学方法证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代表近代史学考古科学化的方向。

梁思忠（三子，1907–1932，享年25岁）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选择从军报国，加入国民革命军，投身国防建设。可惜英年早逝（不幸染上腹膜炎）。他的选择代表乱世青年投笔从戎、保卫国土的救国情操。

梁思庄（次女，1908–1986，享年78岁）是图书馆学专家。她留学海外归国后任职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建立图书馆分类体系，推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她选择做高等学术界的幕后支撑，从事知识界的基础设施建设，代表现代文教体系筑基的追求。

梁思达（四子，1912–2001，享年89岁）是经济学家，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参与编撰《中国近代经济史》，深耕经济史料整理。他一生埋头研究经济，探寻国家富强的经济路径，代表实业救国、经济兴国的理想。

梁思懿（三女，1914–1988，享年74岁）是社会活动家。她早年投身学生救亡运动，抗战时期奔走海内外从事爱国宣传、统战活动与妇女公益。新中国成立后，在红十字会等机构任职，以社会服务为国效力，代表救国救民的社会改造追求。

梁思宁（四女，1916–2006，享年90岁）抗战爆发后辍学，投笔从戎，到新四军参加革命，从事宣传、政工活动；在战火中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代表青年投身革命、争取民族独立的选择。

梁思礼（五子，1924–2016，享年92岁）是火箭与自动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参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研制，导弹控制系统负责人，为中国航天与国防工程作出重大贡献。他少年丧父（梁启超1929年世，终年56岁），留学归来后投身“两弹一星”相关事业，延续父辈强国梦想，代表新中国科技强国的追求。

梁启超子女九人的选择背后，代表中华民族的百年追求。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六人的选择，是基于他们父亲的培育和建议。梁启超逝世时，思懿15岁、思宁13岁、思礼5岁。后来思懿和思宁投身革命，思礼科技报国，都是梁启超家风的一脉相承。

梁启超子女九人全都站在历史发展正确的一边。他所处时代，国家积贫积弱，救国道路众说纷纭。他没有强迫子女走同一条路，而是鼓励他们按天性选择专业。研究历史考古、守护建筑文脉、投身国防军事、专注图书管理、钻研经济发展、参加革命队伍、投身国防航天。一条清晰主线是救亡建设。民国一代人首要目标是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转向科学、工程和文化建设。九个兄弟姊妹分别站在文化、考古、建筑、军事、经济、图书、航天、公益、革命各个赛道，共同目标都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梁启超绝对称得上是“国民父亲”的优秀代表。这不必是官方称号，应该是后世对其家庭教育典范的美誉。他写下大量家书，给儿女的书信超过百万字，不灌输刻板教条，尊重孩子个性，鼓励独立思考，同时反复强调做人高于学问，家国担当不可或忘。他不要求子女做官发财，而是希望他们做对社会有用之人。一门三院士，子女各有建树，足见家教成功。梁启超是政治评论家和启蒙思想家，一生政见与时俱进，25岁（1898年）已联同康有为及光诸领导维新变法，39岁（1912年）出任民国政府首届内阁法务部长。

梁启超和清华大学的早期渊源始于演讲和短期兼课。1914年，他到清华演讲，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成为清华校训。1920年，他在清华兼职讲师、教授国学课程，1925年起全职任教（国学研究院导师）。当年4月接受聘任，9月国学院已正式开学。梁启超迁入清华园北院，全职驻校授课，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中国文化史》，直到1929年病逝。

梁启超是笔者最敬服的两位知识分子之一。他晚年思想趋于稳健；是启蒙时代中国杰出的学者。称他为近代“国民父亲”的优秀代表，是合理的评价，足以体现他的优良家风、子女教育、以及把家庭教育和民族命运结合的远见。梁启超的子女们以生命实践救国建国的百年之路。梁启超作为父亲，把家国情怀融入家庭教育，以身作则。他的家书，尤其值得后人参考对照，笔者郑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