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为侵犯个人权益开脱

国庆长假，各地游客爆棚。

10月3日，3.5万辆车流、10万游客涌入青海海北州祁连县，全县400多家酒店、民宿加起来才2.3万张床，这一晚一床难求，当地文旅局热线都被打爆了，7小时内接到400多个求助电话。

当地政府各部门紧急行动起来，连夜铺床，安置近500名暂无住处的游客免费入住祁连县民族中学、海北州第三高中的学生宿舍，刚好学生也都放假回家了。

这事在网上爆出时，最初是作为“有温度”的服务正面褒扬的，“上大分了”，甚至夸成“教科书式的事后兜底”，但很快就引发了激烈争议：为什么总是弱势的学生利益要被牺牲，怎么不安排去体育馆、剧院、县委党校住？

微博上还有人不满地质问，这种做法侵犯了个人权利，到头来“应急暖心托底”只是纵容了一些人不负责任：

使用学生宿舍，经过学生同意了吗？学生隐私怎么办？丢了东西找谁？有皮肤病传染病怎么办？安全问题（摄像头，抽烟等问题）怎么解决？白嫖党这么多，该顾哪一个？现在全国都知道，去旅游不用订酒店了，只要人多就打文旅电话，不解决就投诉，都是惯的毛病！

说实话，我原本并没多关注此事，因为在我看来，事实、道理甚明，也没什么可说的，直到我读到项栋梁写的一篇。

在项栋梁看来，当地明明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却选择牺牲学生利益，这说到底只不过是因为“学生最好欺负”罢了。然而，“海边的西塞罗”却认为，“凭啥让游客住学生宿舍，不住官员家”的质问，“是最恶毒而媚众的便宜话”，理由是：当地雪夜零下4℃的低温，游客如果无处可住，那是要出人命的。

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项栋梁已经逐一批驳：低温未必导致失温，那些游客并没有冻死冻伤的风险；“要么住学生宿舍，要么露宿冻死人”乃是虚构出来的两难困境，但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完全可以既帮游客解决现实困难同时又不必侵犯学生权益。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当地不选明明更好的方案呢？

很简单，从逻辑和权利的角度来看是更优的方案，在当地政治现实中却不是。

，强调了他“不认同任何以侵犯个体权利的方式去弥补公权失能的行为”，但他也承认：

临时征用学生宿舍，应该是文旅局长能想到的最好办法。这也是一个纯粹唯上的办法，因为学生“最好欺负”。这就是现实，对于基层官员来说，“领导的要求”当然大于中学生的权益，这跟平时教育部门官员去中小学视察，学生都得在太阳底下列队欢迎是一样的，这是社会常态。祁连县文旅局长没有搞特殊，她只是跟大多数人保持了一致。 有人说为什么不安排条件更好的县委党校宿舍，为什么不开放政府大楼，这都是很好的选项，但文旅局长显然没有这个权限和能力。既然只能唯上，而且又要承担自己职能以外的责任，那么这样的翻车就会越来越多。

他说：“一个能第一时间把政府办公大楼腾出来的地方，肯定比把中学生宿舍腾出来的地方好得多。”那意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有些地方可以为应急敞开机关单位大门，但在有些地方，你只能去让弱势的人做出让步。这就是区别。

很多人说，你要考虑当地现实，那就来谈谈现实：祁连县地广人稀，1.4万平方公里仅5万人口，因而那10万游客几乎都是自驾车去的，该县也是全国县域自驾游标杆县。游客们就算没地方住也至少可以睡车里，也就是睡得舒不舒服的差别，冻死冻伤是谈不上的。

潇湘晨报记者还采访了一名陕西游客王先生，他和家人国庆自驾到祁连县，但提前两天就基本预订不到当地酒店房间了，即便有也十分昂贵，因而10月3日抵达县城后，他们原本打算住车里，结果刷到文旅公告联系，当晚便被安排入住了中学宿舍。

也就是说，他们预订酒店时不是没有，只是考虑到价位太高，自己放弃了，就省点钱在车里熬一夜，没想到最后被安排住了宿舍。

这里有个微妙的错位：当那些游客打求助电话给文旅局时，多半是寻求“哪里还能住”的信息，但从当地官方的措辞来看，并不是把这当作是游客的正常市场需求，倒像是把他们看作是一群无家可归的灾民，所以报道中处处强调“应急安置”，对安排入住学生宿舍也分文不取。

这种所谓的“有温度”其实透露出一种浓厚的传统伦理色彩：超出边界和必要性地热情招待，就像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爸妈没跟你商量，就要你把自己房间腾出来给客人住，你心里不乐意，他们还数落你太小气、不懂事。

想想看，如果这次是安置在公共空间，那恐怕就没什么好争议的了，因为人们在意的并不是安置行为本身，而是不经同意，就以某个宏大理由征用个人空间，侵犯个人权益。

这根本不是游客的习惯好不好、宿舍里有没有失窃、住完之后打扫卫生的问题，而是你的个人空间都无法自主。

试想一下，你外出几天，结果在新闻里得知，你家被安排住进了别人，不管那是什么理由、对方习惯好不好，你心里只怕都不舒服，只想问：“凭什么你们没经我同意就住我家？”

从这次的报道来看，祁连县文旅局根本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争议，也没想到要征求学生同意，校方似乎就可以“代表”他们“同意”了。我相信，如果征求学生意见，肯定也有人同意，但问都没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你的意见和感受都不重要，上面就帮你“做主”了 。

这就是问题所在：祁连县本想通过“温暖兜底”来树立一个好客的形象，结果却让新一代人心生反感，因为他们发现这份善意是以牺牲弱者为代价的，而他们太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了。

别看这次舆论都不满当地文旅局征用学生宿舍，但“海边的西塞罗”所说的，才更贴合中国社会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为了更重要的宏大理由，个人利益必须做出让步。

反过来，为了说服弱势者做出让步，就必须证明跟那个宏大理由一比，你那点个人利益简直不好意思提，甚至有着迫在眉睫的严重事态，只有靠你做出自我牺牲才能挽救局面了。所谓“事急从权”，到要紧关头，原本正常的权益啥的也就顾不上了，你得理解。

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听惯了的，大体上也就是“海边的西塞罗”的论证逻辑，因为只有将“不这么做将发生可怕的事”渲染到极致，强调“你只能这么做，且这就是最好的做法”，才能将侵犯个人权利予以正当化。

然而，这套说法有个命门：真的别无选择吗？不这么做真的就有可怕的事发生吗？

回答都是否定的。

任思梅在《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一书中指出，虽然那些卖女儿的父母总是口口声声自辩是别无他法，但实际上，这些家庭并没有那么困难，谈不上是“一无所有才出此下策”，恰是理性权衡下来，牺牲最弱势的家庭成员，以应对一些琐碎的实际问题。

换言之，他们在事后找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说得如何情非得已，都是为了在心理上自我正当化，“虽然我卖了女儿，但我还是个好人，因为我是迫不得已才这样”。这种自欺欺人掩盖了一个真相：他们并不是没的选择，而是选择去伤害最好欺负的那些人。

在我看来，这种伪饰比过错本身更可怕也更危险，因为做错事还可以承认并改正，但以种种说辞巧言令色地辩护，意味着根本不承认有过错，反倒要扭曲事实，甚至让受害者自己都相信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可想而知，这对人的道德观会产生什么样的腐蚀。

就此而言，这次祁连县的做法居然能引发热议，我觉这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珍视私人空间与个人权利，而在以前这根本不会有争议，即便你小声嘀咕一下，也很快会被压制下去。

最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看到问题，才有可能在机制上加以改进，避免我们的自主空间下一次又被人以什么理由不打招呼就予以征用。如果还为这些侵犯个人权益的做法找理由，那么一切都是合理的，我们也就看不到改进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