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译演的“崔神探”之外，真实的崔道植到底有多传奇？

崔道植有一句朴素的名言：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文 | 阿布

看完国庆档电影《神探之痕迹》，一个感觉是：像一部被压缩成两个半小时的电视剧。另一个感觉是：也许痕检工作，本来就是一种适合被拍成长篇电视剧的工作，最好像《我是刑警》那样，用38集或者更长的篇幅娓娓道来。

因为痕检工作不像追捕，有速度；不像审讯，有对抗；也不像犯罪悬疑，有一层又一层的反转。更多时候，它就是一个人坐在实验室里，对着显微镜，对着照片，反复看一枚枚弹壳、一根根指甲、一个个牙印，看上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月——真正的痕检工作是枯燥的，需要一个人付出极大的耐心。

电影中张译饰演的“崔寻”，原型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崔道植。电影里以四起案件串起他数十年的职业生涯——四起案件里的关键线索：牙印、指甲、爆炸现场残片、模糊指纹，当年都是通过崔道植翻来覆去的比对、核验，才显露端倪。

神探的工作犹如大海捞针般繁琐。但真实世界里，正是这些看似沉默的碎片，替死者说话，替真相作证，也替无数办案人员指出方向。

电影里的四起案件都有原型

1

色魔案里的牙印

张译饰演崔道植（电影里叫崔寻）

电影开篇的“冰城色魔案”，原型之一是20世纪70年代初哈尔滨发生的一系列幼女被害案。

在冯锐的《共和国刑警崔道植》一书中，讲到了这个案子：

上世纪70年代初，哈尔滨市太平区一幼女麻某被犯罪分子强奸后杀害。犯罪分子非常变态，在麻某脸上留下了许多咬痕。

崔道植的妻子金玉伊说：“这犯罪分子禽兽不如啊，禽兽不如！”

当时就连崔道植也觉得，这个案件很难侦破。

放在今天，人们或许会想到DNA、监控、数据库；但在当时并没有这些技术，现场也没有足够的指纹能锁定嫌疑人——最值得研究的，就是留在女孩脸上的牙印。

牙印能不能像指纹一样用于同一认定？

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个有答案的问题。崔道植要面对的不只是如何比对，更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种比对究竟能不能成为法庭和侦查机关认可的科学证据？

最后，他运用牙弓、牙齿形态、牙齿排列间距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性，以深入浅出的证据认定：死者脸部上的牙齿痕迹系嫌疑人赵某的上下颌牙齿咬合形成的。崔道植为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可靠依据，这也是黑龙江省首次、全国罕见的根据牙齿咬痕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例。

电影里，崔寻面对质疑，说：“没有先例，那就造一个。”

2

一小片指甲的游离缘

陈飞宇饰演马朝阳

电影中，陈飞宇饰演了一个“官二代”杀人犯。由于作案手段凶残，审讯时的自残方式骇人，再加上一句“我最恨别人提我爸”的台词，这个角色现在被网友戏称为陈飞宇的“人生角色”（其实演得确实不错），一连上了9个热搜。

在这个案子里，帮助破案的是一个小到不起眼的指甲碎片。现实中的原型案件倒不是官二代杀人，而是发生在1981年黑龙江牡丹江市的一起命案——被害人霍强死于刀伤。搏斗时，凶手下手极重，刀柄甚至进入被害人腹部。细心的办案人员在被害人腹腔内发现了一小片断裂的指甲。

这片指甲来自谁？能不能认定？放在今天，这个小证据就足够让办案人员满意了，因为可以验DNA啊。然而1981年时DNA技术还没有进入中国刑侦实践。

但崔道植没有把它当成一片无用的残片。他开始做一件极其枯燥，也极其惊人的事：收集样本，研究指甲——书中写道：“他收集了黑龙江省警校四个班200名学生、每隔二十天剪下的指甲，观察这些指甲从开始到一年半后的低线条排列。”

“指甲游离缘就是我们十个指头的最前端，准确说，是指甲的最前端部分。显微镜下观察指甲游离缘，会发现很多根竖线，一枚指甲里面有多少根竖线呢？崔道植发现每枚指甲大约有120至130根竖线，每一根的粗细，每一根和每一根之间的间隙都不一样。崔道植还发现，这些竖线的排列组合因人而异，是不会重复的，其鉴定价值和指纹一样。”

换句话说，指甲未必只是人体会不断生长、不断被剪掉的废物。在特定条件下，它也可能像指纹一样，留下人的个体信息。

这一次，崔道植又用他的笨功夫，开创了“指甲同一认定”的先例。

3

长江大桥上的爆炸案

孙宁饰演曹青

电影中那起公交爆炸案，原型是1998年2月14日发生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的“2·14”特大公交爆炸案。

一辆1路无轨电车在汉阳桥头发生爆炸，造成16人死亡、22人受伤。车体毁坏严重，爆炸冲击波波及周边车辆和行人。

桥面、车体、残骸，骇人听闻的现场，被爆炸摧毁的物证——办案人员需要从碎裂的车体、燃烧后的残留物、身份材料残片、衣物碎片和各种微小痕迹里，一点点判断：爆炸中心在哪里？炸药是什么？是哪个乘客引燃的？

当年，公安部调集多名刑侦技术专家参与攻坚。崔道植与现场重建专家乌国庆、爆炸分析专家高光斗、指纹专家徐利民等人共同参与了这一案件的技术工作。

后来查明，这是两名男子制造的爆炸事件，两人也死于爆炸之中。电影把人物关系和心理动机进行了类型片化的改编。

4

白银案里的模糊指纹

电影开篇处作为引子的系列强奸杀人案，原型很明显就是甘肃白银案。案件从1988年持续至2002年，受害者共11人，年龄最小者仅8岁；案件侦破更是跨越28年，最终于2016年告破。

电影里，崔寻（张译饰）面对的是一枚模糊的旧指纹。当时虽然案件已经侦破，但仍然面临着部分案件无法“并案”的问题。崔道植将那枚模糊的指纹利用特殊技术予以恢复，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白银案横跨多年的漫长接力侦破中，崔道植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续集箭在弦上：《神探之弹道》

如果只看《神探之痕迹》，可能会以为崔道植最擅长的是牙印、指甲、指纹相关的痕检。

但在现实中，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其实是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

他的职业生涯里，除了牙印、指甲、足迹、指纹，还充满了弹头、弹壳、膛线、枪机、撞针、抛壳挺等，普通人听起来感觉陌生的词。

这些东西，也是上世纪90年代许多重大涉枪案件的核心。

比如被影视剧翻拍过多次的“白宝山案”——

1996年至1997年，北京、新疆等地连续发生持枪抢劫、袭军、袭警案件。犯罪分子凶残、行动流窜，现场留给警方的有效线索极少。不同地区的案件之间，是否有关联？是不是同一支枪？是不是同一个犯罪人？

这些问题，决定了侦查方向。

崔道植赶赴新疆后，盯住的是现场遗留的弹头和弹壳——他与同事通过对细小痕迹的检验，认定北京和新疆相关案件中的枪弹痕迹来自同一支“八一式”步枪；并由此判断，嫌疑人很可能是在北京犯罪后又被送往新疆的原服刑人员。

这个结论为并案侦查提供了重要依据，最终也与白宝山的情况相符。

枪弹痕迹能做的不是直接告诉大家“凶手是谁”，而是说这些案件可能是同一支枪干的；这枚弹壳不是那支枪打出来的；某支枪经过改装；犯罪人可能持有哪一类枪械；几起看起来无关的案件，实际上应当并案……

原著中有一个细节很震撼：为了研究手枪连续射击后痕迹的变化规律，崔道植曾用一把手枪击发三千发子弹，再从第一发到第一百发、第一百发到第三千发，一发一发拍照、比对、记录。

崔道植真正的过人之处，不只是他多年如一日的耐心细心，更在于他不满足于经验。他常常会追问：这个痕迹为什么出现？会不会变化？变化范围多大？如何提取？怎样比对？能否标准化？能否交给下一代人重复使用？

后来，他发明了用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方法，又设计了弹痕展平装置；以这些技术为基础，他与同事研发的“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通过了部级专家鉴定，相关装置被多地采用。

“黑龙江鹤岗杀人抢劫案”“张书海案”“张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周克华案”等一个个惊天大案，最终都是经过他的痕检破案。

看《共和国刑警崔道植》这本书时，常常震惊于90年代的悍匪，动不动就举枪射击、斧头砍人，甚至将民警一家灭门，手段凶残的亡命之徒比比皆是，疯起来连自己人都杀——于和伟主演的电视剧《我是刑警》里，第一个案子就是改编自崔道植经手的一个大案：黑龙江鹤岗矿务局南山煤矿“1·28”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

1995年1月28日，距离春节只剩两天，鹤岗南山煤矿已经放假，矿上却存放着一笔准备发给工人的工资款——没想到，有四个人盯上了这笔钱。

这四个人并不是临时起意。他们提前数月准备，有人负责策划，有人负责踩点，还有人利用在矿区工作的便利，摸清保卫科、经济警察办公室和金库的位置。案发当晚，四名歹徒携带枪支进入南山矿办公区域，枪声混杂在春节前的鞭炮声中，造成多名保卫人员和经济警察死亡。

当时，几名保卫人员因为躲进存放工资款的库房而幸免于难。他们从库房里取出枪支进行抵抗，其中一名保卫人员在交火中向歹徒开枪，击中了其中一人的脸部。而歹徒见同伙中枪，并没有设法救治，而是在撤离前对伤者脸上再次连开数枪，随后焚烧尸体，试图毁掉他的面部特征，掩盖身份。其中一枪甚至击中了原来的弹孔附近，显然带有破坏弹道、干扰侦查的意图。

于是，案件里出现了这具“无名尸”产生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他到底是谁？

《我是刑警》剧中痕检专家曹忠恕的原型也是崔道植。现实中，崔道植参与了这起案件的技术侦查工作。面对已经严重烧毁的尸体，他选择从尸体身上仅剩的少许文身图案和色素碎片入手——通过对这些残留物进行观察、提取和比对，他将已经破碎的文身信息重新拼接起来，再结合弹道分析，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关系的排查，最终确认这具“无名尸”就是团伙成员之一。

玉米地里的孩子

电影最后，老年的崔道植走进一片玉米地——那是6岁那年，他母亲离他而去的地方，这也是困扰他一生的心结：他做了一辈子的痕检工作，却一辈子也没能找到母亲的下落。

崔道植1934年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家庭。4岁丧父，6岁时母亲不辞而别，那道在玉米地里渐行渐远的背影，成为他一生难以释怀的记忆。

《共和国刑警崔道植》里更记述了父亲早逝的原因：当年崔道植年幼病重，父亲照护他，在陋室内为他驱蚊驱鼠，不慎被老鼠咬伤后发高烧，不久便去世了。家里当时穷得吃不饱饭，整天要看地主的脸色，童年时更遭遇日军侵华的战事。母亲出走后，爷爷和姐姐把他拉扯大——贫困、饥饿、失亲，构成了崔道植的童年。

后来新中国成立，他有了饭吃，有书读；1951年，他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5年，他从部队被选调到黑龙江省公安厅，进入刑事技术岗位。他感恩国家，几乎把一生都交给了痕检事业。

他常说，自己穷过、饿过，后来有了白米饭吃，有书读，感受到了许多温暖，所以要感恩、要回报国家和时代。

他从没有真正离开现场。即使在退休后，他依然长期接受公安机关委托，参与疑难案件鉴定；年过八旬、九旬，仍在整理案例、制作课件、研究非制式枪支建档等问题。

他从事刑事技术工作期间，参与重特大案件1200余起，累计检验鉴定痕迹物证7000余件——无一差错。他的小儿子后来也进入公安系统，继承了他的痕检事业。

崔道植有一句朴素的名言：经过，就会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