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湖南长沙，陈毅陪同妻子张茜参加视察活动。车站迎接的人群中，谭余保走上前来。陈毅一眼认出了这位老战友，随即对张茜说：“他就是谭余保，当年多亏他没杀我，不然哪有今天！”
一句玩笑话，背后却藏着一场差点酿成大错的误会。那不是普通的同志相逢，而是两名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隔着多年风雨重新见面。
谭余保1899年出生于湖南茶陵，早年学过舞狮，也练过武术。大革命时期，他投身农民运动，后来登上井冈山，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他曾担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人，长期主持地方工作。
1935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谭余保奉命留在湘赣边坚持斗争。敌军层层封锁，地方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留守部队的处境，比行军路上的艰险更为隐蔽，也更难判断。
有一次，谭余保带着特务员谭东崽和湘东南特委书记刘发云转移。经过桃水村时，谭余保远远望见故乡，却没有进去。那里曾有他的亲人，也有敌人留下的血债。他只停了片刻，便咬牙说道：“走。”
到了花棚山，刘发云提出回村看一眼。谭余保明知危险，仍因对方思念家人而点头同意。谁知刘发云迟迟不归，山下很快传来脚步声和犬吠声。紧接着，刘发云的声音传来，竟是在为敌人指路。
谭余保没有贸然交火，而是带着谭东崽寻找藏身处。两人钻进一口薯窖，躲过了搜捕，却因窖壁陡滑，无法自行爬出。四天过去，粮水断绝，谭东崽已经十分虚弱，谭余保也一度认为两人难逃一死。
转机来自地面上的哭声。附近群众周金嫂听见窖内呼喊，找来长梯，终于把两人救了出来。这个细节很能说明当时的环境：游击队不仅要防敌军，也要防叛变，更要依靠乡亲们冒险相助。
脱险后，谭余保没有继续寻找原定的游击队，而是返回棋盘山。因为他担心，刘发云一旦带着敌人行动，势必会危及更多同志。此后，叛徒问题成了湘赣游击队最棘手的隐患。
周杰叛逃后，掌握着游击队的驻地、暗号和补给情况，很快便引导敌人破坏联络点，烧毁驻地。谭余保想除掉这个祸根，却发现周杰躲在保安团内部，身边戒备严密，强攻并不现实。
于是，游击队借助一场“换人”设局，设法把周杰引出。行动虽未当场擒获周杰，却使敌方内部互相推诿，最终将责任归到周杰头上。叛逃四十天后，莲花县城贴出了指责周杰的布告，他随后被处死。对谭余保而言，这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为了避免游击队继续因泄密遭受损失。
正因经历过接连不断的叛变，谭余保对任何陌生来客都格外警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南方红军游击队陆续接受改编。可是，长期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湘赣部队，无法立即确认外界消息的真假。
1937年10月下旬，陈毅奉项英派遣，进入湘赣边寻找谭余保。几经辗转，他被带到游击队驻地，却因报纸上出现过“陈毅投诚”的假消息，被当成叛徒控制起来。
谭余保见到陈毅时，没有立刻相信他的身份。陈毅解释说：“我没有投敌，项英同志派我来联系你们。”谭余保反问：“那你为什么带部队接受改编？”陈毅回答：“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安排，不是投降。”
争执中，谭余保甚至用烟管敲了陈毅的头。陈毅被绑了几天，心中自然不快，却没有因此翻脸。他明白，眼前这个人并非故意刁难，而是被一次次叛变逼得不敢轻信任何口头解释。
谭余保仍然没有仅凭一封缺少印章的信件作出判断，而是派人下山核实。调查人员赶路三天，终于带回确切消息：陈毅确实是受党中央和项英委派前来联络的代表。
误会解开后，谭余保亲自为陈毅松绑，并提出要把自己也捆起来，以此赔罪。陈毅没有计较，只说他的警惕性并没有错。两人之间的这段插曲，后来成为湘赣革命斗争中一则颇具意味的往事。
所以，1961年重逢时，陈毅才会半开玩笑地向张茜介绍谭余保。那句“多亏他没杀我”，既是在说当年的惊险，也是在承认：在那个真假难辨、叛变频发的年代，谭余保宁可多疑一些，也不敢让游击队再次因轻信而陷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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