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美国餐厅老板对中国女游客说：在朝鲜我曾是您的俘虏！

1979年，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一场公众活动中，刘禄曾正陪同吴贻芳访问，一名高个子美国男子突然穿过人群，紧紧握住了她的手：“您还记得我吗？”

刘禄曾一时没有认出来。对方随即提醒：“朝鲜战场上，我曾经是您的俘虏。”这句话，把她一下子带回了二十八年前的战俘营。

男子名叫詹姆斯。多年以前，他还是一名二十多岁的美军士兵，被俘后身体发烧，又不愿参加运粮。刘禄曾给他请来医生，还曾制止志愿军战士拿他开玩笑。那些在战火中看似细小的举动，却被詹姆斯记了整整二十八年。

那枚写着“和平”的小礼物，他也一直记得。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志愿军部队急需英语翻译。战场上缴获的文件、敌军的口供、广播内容，都涉及大量军事术语，没有翻译便难以迅速掌握情况。上海招募青年翻译时，正在读书的刘禄曾报了名。

她出身于条件优渥的家庭。曾祖父刘秉璋是晚清官员，曾参与抗法守土；母亲魏文俊也出自名门。这样的家庭环境，让刘禄曾从小衣食无忧，出门甚至有汽车接送。

母亲得知女儿要去朝鲜，担心她吃不了苦，劝她继续读书。刘禄曾没有退缩，还拿出母亲留给她的金手镯和金项链，捐作支援前线之用。她原本可以报考华东军政大学，却选择穿上军装。

当时的她年纪尚轻，对真正的战场缺少认识。没有经过完整训练，便和同伴乘闷罐车北上。过了鸭绿江，眼前已是另一番景象：村庄残破，道路泥泞，空袭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

刘禄曾被分配到第九兵团政治敌工部，主要负责审讯战俘、翻译文件和收听敌方广播。敌工部设在一片废墟附近，桌上堆满了英文资料。她翻开文件才发现，里面全是部队番号、武器名称和作战术语。

她学的是法律，对军事英语并不熟悉。面对一摞摞急需处理的材料，刘禄曾曾经偷偷掉过眼泪。可前线伤员不断送来，战士们忍着伤痛，没有人因为困难停下脚步。她借来词典，把词汇分门别类抄在本子上，边干边学。

这种学习不是课堂上的背诵，而是在炮火间隙完成的补课。过了一段时间，她逐渐能够独立工作，也从一个对战场陌生的学生，变成了敌工部门真正能派上用场的翻译。

行军同样是考验。部队向“三八线”方向行动时，一天常要徒步行进数十里，每人还要携带粮食。刘禄曾起初跟不上队伍，脚底磨出血泡，疼得几乎无法落地。战友没有把她丢下，甚至找来牲口，帮她缓解路上的困难。

宿营后，战士们替她卸下粮袋，煮饭时又烧出热水，让她清洗双脚、处理伤口。这样的照顾并非特殊待遇，而是艰苦环境中战友之间的互相扶持。刘禄曾也在一次次行军中改变，后来不再落在队伍末尾。

朝鲜半岛的严寒和山地，比行军更难熬。零下四十多摄氏度时，防空洞里同样寒冷。一次大雪封山，洞口被积雪堵死，里面的人无法出去，外面的人也找不到入口。刘禄曾和战友只能从内部挖雪，直到外面听到动静，才把她们救出。

夏季还曾遭遇泥石流。她正在河边草棚里翻译，突然听见巨响。科长扛起树干搭桥，大声喊道：“快跑！”众人刚爬上山坡，草棚便被洪流冲垮，原本的小河转眼变成了汹涌的水道。

第五次战役后，战俘数量增加，粮食运输压力也随之加重。志愿军战士需要到较远的后勤点背粮，伤病战俘除外，身体状况允许的战俘也被要求参加运送。有人躲进厕所，有人钻在被窝里，拒绝出门。

个别战士十分恼火，主张强行押解。刘禄曾却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战俘管理规定，也容易激化矛盾。她先找战俘中的积极分子沟通，又向所有人说明，志愿军战士同样要背自己的粮食，俘虏不能只接受供给而拒绝合理劳动。

她说：“我们不会侮辱你们，但也不能替你们承担全部责任。”这番话并不激烈，却把道理讲得很清楚。随后，原本拒绝运粮的詹姆斯等人，陆续排进了队伍。

1952年10月，刘禄曾调入第二十四军政治部敌工团。上甘岭战役后，前沿阵地需要英语宣传人员，利用广播向敌军说明战俘政策和停战立场。男翻译不熟悉口语时，她主动提出：“我去。”

她带着七人小组赶往前沿，携带手摇发电机和扩音设备。途中要经过敌军火力封锁区，最后一段甚至被称为“死亡之谷”。炮火有规律地覆盖山谷，运输人员只能抓住间隙快速通过。

夜间，刘禄曾向敌军广播，内容包括战俘待遇、和平主张，也穿插圣诞节歌曲。她每天从晚上八点工作到凌晨，声音在山谷中反复传开。敌军逐渐熟悉了这个女翻译的声音，却难以判断志愿军阵地的真实变化。

有一次，宣传小组返回时误入新的封锁地带。密集炮火中，他们跟着前方战士一路奔跑，终于冲出火力范围。回到掩体后，战士们惊讶地问：“这么大的炮火，你们怎么过来的？”刘禄曾没有多说，只是擦去脸上的尘土。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并生效。前线停止射击，双方按照规定后撤。刘禄曾把停火命令传达给敌军，也把消息告诉坑道里的战友。那一刻，长期处在炮火中的人们终于可以走下山坡。

多年后，詹姆斯在纽约认出了她。他已经成为餐厅老板，专程邀请这位旧日“审讯者”到店里相聚。刘禄曾因访问安排未能赴约，但两人仍在那场偶然相逢中，重新确认了一个事实：战场上的立场可以对立，具体的人却仍会记住医治、尊重与克制。

一枚小小的“和平”字样礼物，穿过二十八年岁月，最终回到了赠送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