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五个人，并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将领。他们有的长期领兵，有的擅长参谋，有的转入海军和地方建设，有的专门负责政治工作。把他们放在一起看，恰好能看到人民军队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走向国家建设的不同侧面。
王震的军旅生涯，带着很强的西北色彩。1930年代，他参加革命后，长期在艰苦环境中作战。抗日战争时期，南泥湾生产建设离不开他的组织与推动。那不是简单地开荒种地，而是部队在物资困难时，主动寻找生存办法。
解放战争后，王震又参与进军西北和新疆。面对路远、缺粮、气候恶劣等困难，部队不仅要打仗，还要承担稳定地方、恢复秩序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铁道兵和西北地区建设。有人评价他“能打仗，也能办实事”，这句话并不夸张。1993年3月12日，王震病逝，享年85岁。
不到一个月，陈再道也离开了人世。1930年，他参加黄麻起义，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第三八六旅副旅长，长期在华北敌后作战。那一时期的作战，往往没有完整地图，也没有稳定补给，部队要在封锁线和据点之间寻找机会。
解放战争进入大别山地区后，陈再道率部承担了极其艰苦的任务。大别山道路崎岖，敌我力量变化迅速，部队既要突围，又要保存骨干。这样的经历，塑造了他果断、坚韧的指挥风格。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并在全国政协任职。1993年4月6日，陈再道逝世，终年84岁。
7月12日去世的李达，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早年参加宁都起义，进入红军后长期从事参谋工作。战争年代，参谋长并不总在最显眼的位置，却要把敌情、地形、兵力和后勤变化迅速整理出来，供前线指挥员作出判断。
李达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后来又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系统中工作。刘伯承重视参谋体系建设，李达正是其中的重要骨干。打仗不能只靠勇猛，命令如何下达，部队如何展开，粮弹如何补充，都需要细密筹划。李达去世时88岁，是这五位将领中最长寿的一位。
王宏坤的经历，则连接着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和海军建设。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是红军高级指挥员。长征途中，部队面对围追堵截和自然险阻，许多行动都关系到全军安危。能够从那样的环境中走出来，本身就是极大的考验。
解放战争时期，王宏坤继续担任野战部队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他从陆军转入海军工作，参与人民海军早期建设。建国初期，海军基础薄弱，舰艇、训练、岸防和通信都需要从头摸索。王宏坤并非海军出身，却承担了这一转型任务。1993年8月20日，他病逝，享年84岁。
周桓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知名度或许不如前几位，却在东北根据地和东北野战军体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参与过部队政治工作建设，也担任过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战争年代，政治工作不是附属事务，而是保证部队思想统一、组织稳定和战斗意志的重要环节。
新中国成立后，周桓担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东北是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也是国防工业和边防建设的重要区域。军队完成作战任务后，还要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处理训练、生产、整编和边防之间的关系。周桓在这些工作中保持了低调务实的作风。1993年10月27日，他逝世，终年84岁。
五位将领在同一年去世，表面看是时间上的集中，背后却有清晰的年龄原因。1955年授衔时，他们大多已经历过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体早已承受多年伤病与劳累。到了1993年，这一代人普遍进入八旬，生命自然走到了暮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代表的岗位各不相同：王震体现了边疆开发与部队建设，陈再道体现了野战指挥，李达体现了参谋体系，王宏坤参与海军创建，周桓则长期负责政治工作。五个人的履历拼接在一起，正是一支革命军队逐步转变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缩影。
1993年的讣告接连传来，并不意味着某一段历史突然中断。那些战争年代形成的作战经验、组织方法和建设思路，早已沉淀在军队制度之中。只是曾经亲自走过硝烟的人，开始一位位退出历史现场。对他们而言，最后留下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姓名、职务和一生做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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