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门徒”胡滔：从2400万美元到4亿美元，这个人两次把KRAS G12D卖给跨国药企

本文系基于公开资料撰写，仅作为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2026年9月28日，默沙东与上海思璞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宣布，双方就临床前口服KRAS G12D（ON）抑制剂SPR2015达成全球独家授权协议。

思璞锐将获得4亿美元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与多个适应症相关的开发、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交易潜在总价值最高可达21.3亿美元。默沙东将在2026年第三季度记录约4亿美元的税前费用，折合每股约0.13美元，交易已完成交割。

一款尚未进入人体临床试验的分子，让全球顶级药企以如此高额的首付款“提前锁定”，这在中国创新药出海史上极为罕见。

更值得深度审视的，是站在它背后的人，胡滔，一个在E.J. Corey门徒名单里并不显眼的名字，如何用二十多年时间，从诺奖实验室走到了默沙东的谈判桌，让一家成立刚两年的企业仅凭一个临床前分子就获得默沙东4亿美元首付。

图：胡滔，来源：网络

01

在宗师的实验室里学会“简化”

1990年，E.J. Corey因“有机合成理论与方法论的开发”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他的实验室被同行称为“Corey家族”，截至2010年其科研大家庭成员已超过700人。Phil Baran、K.C. Nicolaou、余金权等等，这些名字构成了当代有机合成化学的半壁江山。

胡滔的名字，在这份长长的谱系中并不显眼。1999年，他从波士顿大学获得有机合成化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在Corey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后研究。

Corey被公认为“有机合成的一代宗师”，其核心贡献在于将复杂天然产物的全合成从“艺术”变成了“逻辑”。对一个药物化学家而言，这种训练塑造的是一种底层思维：面对一个看似无从下手的复杂分子，不靠只试错，而靠对反应机理的深刻理解去设计一条最简洁、最高效的路线。

这种“寻找最短路径”的思维，后来贯穿了胡滔的整个职业生涯。

他的职业履历从默克的高级研究化学家起步，随后在安进担任高级科学家，在跨国药企的一线研发中积累了扎实的药物发现经验。2006年，他回国加入药明康德，先后担任合成化学部执行主任和新药研发服务部副总裁，领导和参与了30多家跨国药企的项目研发合作。从一个“做分子的人”，变成了一个“管理做分子的人”。

这是一次关键的身份转换。在Corey实验室，他学会了如何设计分子；在默克和安进，他学会了如何评价分子；而在药明康德，他学会了如何规模化地发现和推进分子。

这三层经验的叠加，使他具备了一种在生物技术创业者中并不多见的复合视野：既能作为药物化学家设计分子结构，也能快速推进创新药发现与开发。

02

交易：从“执行者”到“主导者”

2020年，胡滔作为联合创始人兼CEO参与创立了祐森健恒，一家聚焦癌症和自身免疫疾病的临床阶段生物制药公司。

2023年11月，祐森健恒与阿斯利康达成了一项全球独家授权协议：将其临床前阶段的KRAS G12D抑制剂UA022的全球权益授予阿斯利康，首付款2400万美元，潜在总金额最高可达4.19亿美元。

胡滔在当时的交易公告中表示：“KRAS G12D是癌症中最普遍的KRAS突变，但目前还没有获批的针对KRAS G12D的治疗方案。”这句话透露出的，是一个创业者对靶点生物学和临床未满足需求的判断，而不仅仅是一个化学家对分子结构的理解。

这笔交易在当时是中国创新药出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在胡滔职业履历中的位置。在祐森健恒之前，他的角色更多是研发管理和平台建设；而UA022的授权，是他第一次以CEO的身份，完整地主导一笔从资产筛选、专利布局到交易谈判的全流程BD交易。

这笔交易验证了一个逻辑：在中国做创新药，不一定需要等到临床数据出来才能实现价值。临床前阶段的高质量资产，如果靶点选择精准、分子设计有差异化，同样可以吸引跨国药企提前下注。

2024年9月，胡滔创立了上海思璞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这一次，他不再是“联合创始人之一”，而是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持股64%，联合创始人张杨博士持股35%。张杨拥有近20年小分子药物研发经验，曾任药明康德国内新药研发服务部副总裁，领导设计了近20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小分子肿瘤药物。

公司摒弃从零探索全新靶点的高风险路径，转而以临床验证成熟靶点为切入点，通过前瞻性差异化产品设计，开发具备“Best-in-class”或“Me-better”潜力的新一代药物。

思璞锐的研发理念被胡滔概括为七个字：“做对、做深、做极致”。

这七个字，本质上是一套从Corey实验室继承下来、又在产业实践中淬炼成形的研发哲学。“做对”意味着靶点选择不追求从零探索全新靶点的高风险路径；“做深”意味着在选定靶点上做出真正差异化的分子设计；“做极致”则意味着把分子的成药性、选择性和临床转化潜力推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思璞锐的策略是“以新视角挖掘临床验证靶点的开发潜力，前瞻性地进行差异化的产品性能设计”。这种“低风险+高差异化”的研发体系，与Corey实验室中“用逻辑简化复杂性”的方法论一脉相承。

除被默沙东收入囊中的SPR2015外，思璞锐的核心管线SPR1020是一款下一代高选择性PARP1抑制剂，具有显著的透脑特性，已于2026年1月8日完成首例患者给药。从公司成立到首例患者给药，仅用时约16个月，这个速度在创新药行业中是罕见的。

03

4亿美元首付款背后的“体系”

从祐森健恒的2400万美元首付款，到思璞锐的4亿美元首付款，前后相隔不到三年。首付款的跃升，当然有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2023年至2026年间，中国创新药出海交易的整体估值水平显著提升，跨国药企从中国引进资产的比例也在持续提高。

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又是KRAS G12D？为什么又是胡滔？

答案或许在于他两次都精准地击中了同一个靶点的核心矛盾。

KRAS G12D是人类癌症中最普遍的KRAS突变亚型，在胰腺癌中占比约40%，在结直肠癌中占比最大。但G12D突变缺乏可供共价结合的半胱氨酸残基，且使KRAS持续停留在GTP结合的活性状态（ON状态），传统KRAS G12C抑制剂的共价策略无法直接套用。

SPR2015选择直接靶向ON状态，通过分子胶机制与亲环素A形成三元复合物，空间阻断RAS与效应蛋白的相互作用。

AACR 2026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结直肠癌异种移植模型中，SPR2015作为单药实现了64.7%的客观缓解率和94.1%的疾病控制率。思璞锐在AACR摘要中明确指出：尽管多款KRAS G12D抑制剂已在胰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中展现出有前景的临床结果，尚无任何一款在结直肠癌患者中作为单药展现出临床意义的疗效。这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忽略的信号。

在此优势下，默沙东愿意为临床进度并不领先的资产支付4亿美元首付款，押注的是团队将临床前信号转化为临床结果的能力。胡滔的默沙东经历会引起联想，但把4亿美元归结为“老同事关系”，解释力太弱。同靶点交易经验、研发材料质量和交接能力，才是默沙东认真审视这个项目的真正原因。

默沙东的4亿美元首付款，本质上是一笔“体系化能力”的溢价。

它买的不是一个已经验证的临床资产，而是一个在KRAS G12D这个已经被验证的靶点上，拥有差异化分子设计、清晰临床前信号和高效执行记录的团队。在G12D赛道尚未被临床数据完全定型的窗口期，这笔交易为默沙东锁定了进入该赛道的期权，同时将后续数亿至数十亿美元的临床开发风险转移到了里程碑付款结构中。

04

从“门徒”到“体系构建者”

回到Corey。

这位诺奖得主最被称道的，不是他合成了多少复杂分子，而是他建立了一套让“发现”变得可复制、可传授的方法论体系。他的学生遍布全球，但大多数人继承的是他的“技术”，而胡滔继承的，是他的“方法”。

从默克到安进，从药明康德到祐森健恒，再到思璞锐，胡滔的路径揭示了一种在生物技术领域越来越重要的能力：将药物发现从科学问题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的能力。

在Corey实验室，他学会了如何用逻辑简化化学的复杂性；在药明康德，他学会了如何规模化地管理研发流程；在祐森健恒和思璞锐，他学会了如何用交易结构来定义资产的价值。

思璞锐成立不到两年，已完成天使轮（超2亿元）和Pre-A轮（超3500万美元）两轮融资，合计6500万美元。公司团队规模不到50人，却完成了与默沙东21.3亿美元的交易。这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实验室或多少条管线，而在于胡滔所构建的那套“识别靶点—差异化设计—快速推进—精准交易”的体系。

师承诺奖得主，是学术生涯的高起点；但自成体系，才是创业者的最终命题。

胡滔没有成为Corey谱系中又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把宗师的方法论从学术的殿堂带入产业的战场，在每一次交易中重新定义“一个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可以做什么”。

从波士顿的实验室到默沙东的谈判桌，这条走了二十多年的路证明：真正的方法论从不过时，它只会在新的战场上找到新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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